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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埃塞到肯尼亚线路的输电潜能来看，500千伏干线要服务的国家不只是肯尼亚。这种非洲跨国线路，由谁来负责投资建设呢？

按项目开工时候的汇率算，整条线路投资12.6亿美元。由非洲开发银行（AfDB）、法国开发银行（AFD）、世界银行和肯尼亚政府共同出资。这和中印两国分别承包半条线路放在一起看，就是各大国在东非影响力的具体表现。埃塞到肯尼亚的条线路也的确不是孤立的一条线，而是东非电力联盟(Eastern按东非电力联盟的的计划，之后这条干线会向南延伸，形成肯尼亚到坦桑尼亚之的输电工程，加上2021年底已经完成的卢旺达-乌干达输电工程，半个非洲大湖区的电网已经连在一起了，这些国家都是埃塞俄比亚未来的电力市场。另外，埃塞俄比亚已经开始向北方的苏丹和吉布提出口水电，去年就赚了差不多一亿美元。等到东非所有国家都接受既成事实以后，埃塞可能还会试着和埃及和解，把水电卖到相对最富裕、最强大的埃及去。复兴大坝总的装机容量是5150兆瓦，放到中国相当于三分之一个白鹤滩电站，四分之一发三峡电站，或者说相当于向家坝水电站的8成，只能算是一个比较著名的大型电站。但是在非洲，这就是能带动七八个个国家经济发展，改变整个区域地缘政治的超级工程。现在看来，埃塞俄比亚政府勒紧腰带上大项目，这一局算是赌对了。

2月24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山东出版集团计划出资7268万，收购《老干部之家》杂志社有限公司。在网络媒体时代，一家实体刊物的转手和估价，就像公开交易一列蒸汽火车那样罕见，督工你怎么评价这次同行收购事件？

家里有退休干部的山东观众，可能对《老干部之家》很熟悉，按它自己的介绍，杂志是由山东省委老干部局主管，面向本省和全国离退休老干部发行的综合类老年期刊。内容涵盖时政、历史、人物、健康、怡情、数字化生活。目前《老干部之家》是山东省内发行量最大的综合类老年期刊，以A、B版半月刊模式发行，上半月的A刊是《老干部之家》杂志本体，下半月的B刊是《老干部之家------家庭健康》。很多退休老干部不会上网，就通过这本杂志获得休闲信息和养生知识。杂志社的财务状况是公开的，截至2022年末，有5553万银行存款，固定资产2912万，负债2296万。就算固定资产变现要打个5折，杂志社的有形资产也得四五千万。更重要的是，杂志社过去一直有稳定的营业收入。《老干部之家》订户35万，这对于省级刊物来说不算少。目前全国性的实体报刊，比如《人民日报》、《参考消息》、《读者》《知音》，发行量大概在百万级别，人民日报才346万，《老干部之家》已经达到人民日报发行量的十分之一了凭借35万订户，2021年杂志社的营业收入3333万元、2022年略微上升，达到3385万。2021年利润646万，2022年的利润是744万元。这应该是山东出版集团愿意花钱收购实体杂志的原因。但是，反过来说，这么好的资产愿意带着几千万存款甩卖，似乎也说明现有的稳定收入未必能长期保持。从2016年开始，各地都逐渐调整了离退休干部的管理政策。退休老干部逐步转为社会化管理，管理服务工作和原单位分离，移交村镇社区，实行属地化管理。过去是原工作单位管理离退休干部，而体制工作单位属于熟人社会，一般不好意思降低退休干部的名义待遇，所以总能挤出点钱订报刊，无论看与不看，至少是个人情标志，所以老干部报刊订户非常稳定。一旦干部交给社区，情况就逐渐变化了。工作室的同事咨询了济南老干部局的相关人员，济南当前的政策是本地机关单位只给离休干部订阅报刊，推向社区管理的退休干部不再统一订阅报刊，也不报销个人报刊费。现在《老干部之家》杂志社对外宣称，超过一半的订户为个人订户，结构比其他省老干部刊物更健康。这当然是一个好的指标，说明老干部杂志也知道怎样评估市场前景。但按照过去的老政策，类似刊物就算自费订阅，也可以向原单位报销订阅费用。随着新管理政策的逐渐推行，恐怕未来的订阅和广告收入不会像过去两年那样稳定。老干部刊物的文章，主要来自退休干部群体投稿。一些中层干部退休后，在现实中得不到众星捧月的感觉，往往会把精力用于发表文章和摄影作品，甚至制造先进事迹上封面，在退休干部群体中获得荣誉感，寻找自己的存在价值。可以说，《老干部之家》就是一个前网络时代的社交平台。但是，按60岁退休计算，今年退休的老干部是1963年出生，在智能手机普及的年代还不到50岁，应该很熟悉智能手机的使用，习惯于通过互联网平台保持自己的社交关心。如果单位不再报销费用，他们自己掏钱买实体刊物的概率不高。所以可以预期《老干部之家》杂志的订户应该很快就会快速下降。这可能是7000万元卖掉年利润700万杂志社的理由。

在干部文化方面，山东可能是个有点特殊的省份。了其他地区面向离退休干部的刊物怎么样了？

根据公开信息，我们略微统计了一下老干部刊物的发行情况，大多数的主管单位都是各地老干部局，其中河南省还有一份自称发行量78万的《老人春秋》，除此之外山东老干部杂志的发行量的确最大。另外，北京和天津的老干部杂志，都已经改成了线上免费发行，说明实体刊物的前景不太好，大城市已经先行甩负担了。现在剩下这些实体刊物，基本上都是靠行政命令维持发行量。比如江苏省委老干部局专门发了红头文件，通知各单位完成《银潮》杂志的征订工作，这才保住了15万订户。湖南省专门组织全省老干部局长开会，要求"群策群力扩大发行《湖南老年》"。从这些案例看，无论明规则还是潜规则，老干部局还是想保住一块自留地。所以，山东出版集团收购《老干部之家》，肯定预期政府和各单位的运行惯性为发行量托底，就算今后几年下跌也不至于太差。这也是一场政策和资本的对赌游戏。最后还有一点，山东《老干部之家》副刊《家庭健康》由国内优秀的三甲医院专家审稿，文章质量还不错。我的同事略微统计了一下，内容只有不到1/4和中医有关，其他都是现代医学的实用经验，这一块在国内算是良心刊物了。奉劝各位年轻观众，养生一定要向老干部学习。就算感情上喜欢中医养生，比例也不要比老干部更高。571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节目同步在微博"睡前视频基地"更新，文字内容随后发在睡前消息编辑部公众号。我们周二再见！

今年1月底，洛阳市委政策研究室发布文章，反思当地政府的管理水平问题，认为和沿海先进地区有差距，等于当地政府做了集体自我检讨。督工，你怎么看待洛阳地方干部的集体反思？

中创新航是国内第三大动力电池生产商，仅次于宁德时代和比亚迪。去年十月，中创新航在港股上市，市值一度超过600亿港元。放跑了中创新航，的确值得老工业基地洛阳心疼好几年。中创新航的前身是洛阳天空能源，是我国最早生产新能源锂电池的企业之一。2006年，中国汽车产量只有700万出头，差不多是今年的四分之一。那一年，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确定了“863”计划-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2007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响应号召，以洛阳的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为核心，注册成立天空能源公司，投资生产民用锂电池。央企军工集团的底子听起来高大上，但是改做民用电池，道路并不顺利。因为洛阳天空能源根据当时的江湖排行榜，第一步选择了当时的“电池大王”钟馨稼合作。钟馨稼原名钟剑峰，据说是中医世家传人，机缘巧合，读了广东湛江艺术学校舞台美术设计专业。毕业之后钟馨稼不忘初心，到广东医学院进修中医专业。但他也没放下自己的戏剧特长，号称当导演拍过电视剧。后来他皈依佛教，找了一个知名大和尚给自己灌顶，法号 “智真”。智真和尚从医院下岗之后去了电子厂做流水线工人，经过一段没人能说清楚的神奇履历。他在2000年前后得到了中国最强锂电池发明人的称号，自称要用中医理论，攻克稀土锂电池技术难关。从我的20世纪视角来看，钟馨稼应该算气功大师热潮的收尾作品。至今我没看到中医行业对钟馨稼做过任何打假，应该可以说他的中医理论得到了中医行业的默认。1997年，比亚迪公司刚刚成立，钟馨稼已经在珠海造了新能源电动车，可惜在去市政府献礼的路上起火了。但这没拦住钟馨稼继续证明自己的中医科研方向。最后连科技部都信了智真和尚，曾经发过一份文件，组建“国家863计划锂动力电池研究开发中心”，让钟馨稼当主任。凭借借着这个名头，钟馨稼在全国合办过十几家公司，基本都是收钱不办事，拿着钱去下一家找合作，最后倒是给美国大学捐了不少钱。洛阳天空能源也作为人傻钱多的典型，给钟馨稼出过投资。中航锂电前董事长王崇岭事后接受采访说，钟馨稼骗了他们3000万，提供了几台连说明书都没有的所谓设备，就不见人影了。被钟馨稼耽误两年之后，2009年洛阳天空能源重组，改名中航锂电，开始务实地研究磷酸铁锂电池。这一年正好是新能源行业的风口。2009年1月，国家启动“十城千辆”的新能源汽车示范项目，计划用3年时间，通过财政补贴，每年选中10个城市，每个城市购买1000辆新能源汽车，包括公交、出租、公务、市政、邮政各方面。当时国家给的补贴非常惊人，制造一辆纯电动客车，能拿50万元补贴。凭借先发优势和国企身份，中航锂电连续得到了政府和主流商用客车企业的订单。比如2009年上半年，上海为第二年的世博会巡演花车挑选电池供应商，25台花车中，有24台用了中航锂电的产品。国家补贴和政府订单捧红了中航锂电。为了方便企业融资，2010年中航工业集团安排了系统内上市公司——四川成飞集成，去控股中航锂电。搭上锂电概念之后，成飞集成四个月内股价暴涨五倍，被称为“中国锂电池第一股”。2013年、2014年，中航锂电连续保持中国商用新能源车市场装机量第一。回来继续说洛阳产业的话题。2015年之前，中航锂电一直享受着行业冠军的地位。2015年底，中航锂电考虑向洛阳之外扩张，当时常州市正想搭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所以和洛阳方面共同开设了中航锂电江苏子公司。但是，就在2015年，因为国家政策调整，中航锂电的技术路线撞墙了。动力电池的技术路线，主要分为三元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其中三元锂电池能量密度高，续航长、低温效果好；缺点是成本高、寿命短、安全性比较差。当年钟馨稼开车献礼，路上一把火烧掉的新能源车，就是放弃了安全性的锂电池。另一种磷酸铁锂电池安全性高、成本低，缺点是能量密度低、续航差，低温效果也不好。中航锂电创业的时候，欧美掌握着三元锂的核心技术，中国的锂电池技术积累不多，还遇到了钟馨稼这个中医大师。所以中航锂电碰壁之后果断回头，跟随比亚迪已经走通的技术方向，选择了磷酸铁锂电池。为此，中航锂电付出了能量密度低的代价，电池主要卖给路线确定、续航要求不高的公交车，双方都享受国家补贴，所以也不介意电池性能差一点。但随着新能源车比例逐渐提升，国家政策逐渐开始重视个人汽车，对能量密度和续航里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5年，国家调整补贴政策，根据对电池厂的生产规模和电池能量密度发放白名单，只有白名单产品才能享受财政补贴。同时，国家逐年降低补贴力度，促使电池行业降本增效，最终和燃油车平等竞争。第一批白名单企业只有10家，有先发供货优势，而中航锂电因为规模和技术水平，没有入选。2016年6月，中航锂电终于挤进了第四批白名单，这时候已经有31家企业入选，竞争压力明显上升。而中航锂电的经营策略已经被之前的公交车需求绑架，扩大产能的速度远低于整个市场的平均水平，市场份额越来越小。现在我们说起国产电池，都说宁德时代。这是2011年才成立的企业，但因为宁德时代坚持在乘用车和商用车两方面发展，到2014年装机量已经是中航锂电的两倍，2016年差距拉大到10倍。2017年，国家再次调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对电池续航里程提出更高要求；而且重新审查车型目录，公交车这一类商用车的补贴大幅下降。新政策迫使很多新能源车企为了继续享受国家补贴，放弃了磷酸铁锂电池，转而使用三元锂电池。河南宇通客车曾经是中航锂电曾经的第一大客户，现在也选择了宁德时代。这导致中航锂电进入了亏损阶段，2017年亏损3.3亿，2018年扩大到7亿，母公司成飞集成也跟着连续两年亏损。根据证券方面的规定，上市公司连续两年的净利润为负值，就面临退市警告。为了保住上市资格，成飞集成决定分家，抛售中航锂电，把企业扔给地方，自生自灭。中航锂电就在洛阳，当地政府沟通过收购问题，但最终没有出手。最终出来救命的企业是中航锂电分公司所在地的政府，江苏常州金坛区。2018年，金坛国资管理部门制定了重组方案。2019年完成重组，反转了子母公司身份。中航锂电江苏公司成了洛阳公司的上级，总部迁移到常州，常州市金坛区国资委作为实控方，管理企业。2021年，中航锂电宣布军品与民品业务各自独立发展，洛阳公司主攻军品业务；而常州的民品业务完成股份制改造，改名中创新航，去香港上市，市值一度达到600亿。2022年，央企方面的中创新航彻底剥离了洛阳公司。还是常州方面出钱接手。所以现在的中创新航和洛阳公司并没有股权关联，二者都是常州国资委实控的企业。洛阳公司还叫中航锂电，依然接受委托，为中创新航生产电池。而中创新航甚至在文化上都切割了中航锂电以及洛阳时代。看公司官网，创业的历史源头，只追溯到2015年成立江苏公司，之前一概不提。现在洛阳的地方干部看着常州的新能源产业欣欣向荣，又创造gdp，又缴税，最后还可能分享利润，肯定会嫉妒。他们认为当初这个企业本来可以是洛阳的，而且当初主政的干部已经都调走了，所以会发起反思。本来是设在洛阳的央企项目，洛阳自己都接不住，为什么常州金坛区能把企业带回家？我们看一下洛阳政策研究室的检讨原文：洛阳政府的描述，让我想起了小学课本上小马过河的故事，在不同体量的地方政府看来，风险大小是不一样的。当初想去接手中航锂电的洛阳政府机构，是本地的制造业高质量基金，和中航锂电接触过好几次。但是洛阳市制造业高质量基金的总规模只有100亿人民币，需要兼顾上百个地方项目，真正能动用的现金最多十几亿，这远不足以接下曾经的锂电池行业冠军。而金坛区虽然只是一个县级政府，但也和洛阳一样是老工业基地，2018年的时候又经历了20多年的沿海地区快速工业化过程，能调集更多的资本和配套企业来接手。20世纪60年代，常州就是全国三大乘用车制造基地之一，拥有国内同类城市中最完备的产业体系。80年代，常州是中国制造大客车、公交车最多的城市。2011年，常州成立新能源汽车研究院，几乎领先国内的所有地级市。2015年，金坛区引进中航锂电江苏子公司时，就一次性投入28亿，占了注册资本的70%。同时，金坛区还允许中航锂电把评估知识产权作为无形资产投入，减少中航锂电的实际出资金额，保留中航锂电的控制权，加速项目落地，和中航工业集团建立了良好关系。新能源产业是一个高成长、高资本开支的行业，融资就是生命线，就是产能和市场地位。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背后，是企业通过明股实债的融资模式保证现金流。在借债发展的通用模式下，地方政府如果不带头出钱，各方面的投资者就算看到比较好的利润数据，也不会来投资。中航锂电总部落户金坛区后，金坛区进一步通过各种手段持续作价增资，累计投入超过50亿。同时中航锂电得到的各方面投融资规模，截止上市前累计达到293亿。这期间政府替企业背了不少风险。当然常州市政府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一家电池厂。中航锂电的分公司，是第一家入驻金坛和常州的大型动力电池企业，当初是作为整车厂配套企业引进的。但凭借本地发达的工业基础，中航锂电分公司很快成了其他配套企业的孵化器，用订货快速带起来一条完整的动力电池产业链，又给其他电池企业入驻提供了方便。在中航锂电之后，金坛区陆续引进13个动力电池产业链项目，总投资超过600亿。可以说常州金坛区走了一条大投入，高风险，最终也高回报的产业经营路线。金坛区政府虽然要引进企业，但并不会急切地要抓住企业控制权。前面提到，当年让中航锂电来开分公司的时候，金坛区出了七成的钱，但还是允许中航系统保持经营权。等到中航锂电彻底搬过来，金坛区又和与中航集团协商，从中航系统内邀请高级经理人刘静瑜来领导新公司。刘静瑜之前代表中航，曾经花了10个月的时间，把显示面板厂深天马扭亏为盈，证明过自己的能力。刘静瑜接手中航锂电后，做出很多调整，停止亏损的商用车业务，坚决转向乘用车市场。技术路线从磷酸铁锂调整为三元锂电池。2018年中航锂电70%的装机量来自商用车领域，但2019年商用车装机量仅占总装机量的0.15%。这种急转弯是需要一定魄力的。引进职业经理人，就不仅仅是让她抓内部管理，还要以企业的立场去争取金融资源，为此金坛区政府并不介意稀释自己的股权。比如刘静瑜因为之前经营天马微的厦门基地，在厦门政商各界建立了广泛的人脉，成功地拉来厦门国资委数十亿的投资。从中创新航IPO申请文件看，厦门市财政局直接或间接持有中创新航16.85%的股份，是公司的第二大股东。2022年，中创新航在厦门投资落地了一个百亿基地。有了更多的资金，中创新航就有能力在全国兴建工厂，扩大产能。目前陆续在厦门、成都、武汉、合肥都开设了产业基地，这不是一个洛阳政府能做的事情。最后，金坛区政府还有效利用了市场格局，借汽车厂的资金来发展自己。新能源汽车的主要成本就是动力电池，而下游的整车厂不希望宁德时代一家独大，降低自己的议价权。广汽董事长曾经公开说：“不想给宁德时代打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广汽给中航锂电注入了总额超过百亿的流动资金，而且把自己的锂电池技术直接转给中创新航，派遣工程师全程参与产品研发。中创新航用不到7亿的研究经费，在三年内成功量产了自己核心产品——弹匣电池。相比之下，宁德时代每年要烧掉70亿的研究经费。在金坛区的推动下，中创新航的锂电池出货量同比增长112%。2022年，中创新航的出货量从原来的行业第九上升到全国第三，并且成功上市。还真不一定。除了金坛区自己，其他的投资者可能都暂时被套牢了。中创新航虽然重回动力电池行业的第一梯队，但目前依然面临不少风险。首先是利润率低。新能源电池市场产能严重过剩。而中创新航一直依靠低价策略吸引订单，他们替整车企业承担了原材料成本上涨的压力，以此扩大市场份额。2019年至2021年，中创新航的平均毛利率在10%以下，而宁德时代的平均毛利率达到27%。如果看净利润，2019到2021，中创新航的盈亏分别是-1.56亿、-0.18亿、1.12亿。其中唯一盈利的2021年，主要是靠政府补助才赚钱。2022年，中创新航年毛利率提升到10.3%，净利润上升到6.94亿。不过和宁德时代相比，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这说明从财务回报看，投资中创新航暂时还包含很大的风险。

4月12号，商务部宣布，应三家进出口商会的申请，就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展开“贸易壁垒调查”。贸易壁垒调查刚刚启动，但台湾工商界已经开始紧张了。政策推出第二天，台湾经济部门负责人表态，愿意在不设前提的情况下和大陆进行磋商。代表台湾70多家大企业的“三三会”理事长向台湾当局喊话，要求赶紧应对。去年八月，大陆暂停从台湾地区进口冻鱼和柑橘，并禁止出口天然砂。当时台湾当局的反应很强硬，一副无所谓的态度。督工你也说那种制裁聊胜于无。这一次的贸易壁垒调查，台湾地区反应很大，大陆方面似乎没有人关心，督工你怎么评价？

在中国大陆对外贸易史上，这是第三次贸易壁垒调查，距离上一次已经过去了十二年，所以大多数人对“贸易壁垒调查”这个词不敏感。但台湾是一个高度依赖于进出口的岛屿，所以在这件事上比大陆媒体懂事，第一时间对威胁做出了反应。所谓“贸易壁垒”，定义是：“对境外商品和劳务交换设置的人为限制”，主要分为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关税壁垒就是简单地加关税，提高进口成本，是最传统的贸易限制方式。历史上，各国都有重商主义传统，往往一言不合就加关税，加到一定程度就打仗，两次世界大战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关税导致的战争。二战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同意“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后来又一起成立了WTO世界贸易组织，目的都是限制关税，避免各国关系紧张、贸易断绝，最后走向战争。中国，无论大陆地区还是台湾省，都可以算是战后自由贸易体系的最大受益者。所以现代贸易壁垒的主流形式是非关税壁垒。常见的手段包括检验、检疫、商品配额和强制标准。WTO允许各个经济体采取非关税壁垒，但不允许设置歧视性标准，必须对所有签约国一视同仁。比如说，某个国家可以说，基于文化因素，我不买某一种食品，这可以被其他国家谅解。但如果对一部分国家说我不进口，又对其他国家充分开放，那就是明显的歧视了。“贸易壁垒调查”行动，主要目标就是找歧视条款。中国大陆很晚才开始建立这方面的工具。2002年才有第一份相关文件《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2004年，商务部提起首次贸易壁垒调查。对象是日本，标的是紫菜。紫菜肯定不是什么大生意，哪怕是出口额最高的2017年，总金额也只有1亿多美元，其中出口日本的比例不超过10%。所以，2004年对日本搞紫菜贸易壁垒调查，只能看作一次练手，演习一下流程。结果是日本主动取消歧视规定，调查终止。之后的十九年，中国大陆只发起过一次贸易壁垒调查，就是2011年对“美国可再生能源产业扶持政策及补贴”开展调查。调查一直持续到2012年才作出最终结论——美国确实构筑了贸易壁垒。之后，商务部表示会和美方交涉，但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也没有双方达成妥协的消息，调查无疾而终。等到中国大陆再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就是今年对台湾了。所以，除了当事人台湾之外，其他人把大陆的贸易壁垒调查当做纸老虎，也是情理之中。但如果换到欧美国家的视角，贸易壁垒调查和中国关系就很密切了，或者说是中国大陆经常遇到的麻烦。比如说，常说的美国 “301调查”、“337调查”，在性质上就是美国版的贸易壁垒调查。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美国频繁使用这套工具，最大的目标就是中国大陆。甚至2018年持续至今的中美贸易战，在法理上也属于超大规模的“301”调查，也就是“贸易壁垒”调查。2017年8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启动对华“301调查”，2018年3月，特朗普下令按调查结果向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之后几次升级，最终制造了现代贸易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美国频繁使用贸易壁垒调查工具，尤其喜欢拿来对付中国。但我们从制定规则开始，二十年只启动过三次调查，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这和对外贸易结构有关。美国进口多，出口少，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2022年，美国出口差不多是3万亿美元，进口接近四万亿，有一万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而中国是全球主要贸易顺差国，2022年货物贸易顺差6686亿美元，经常账户整体顺差也超过4000亿。所以中国积极拥护贸易自由秩序，只要总体上还在赚大钱，哪怕吃一点小亏，也轻易不愿意主动发起贸易对抗。以中美这轮贸易战举例。2018年3月后，中美各自向对方加征了四轮关税。前两轮双方规模基本相等，但后两轮，美国加征关税规模明显高于中方。造成差距的原因很简单，2017年美国对中国逆差3750亿美元，对华出口只有进口的四分之一，所以可以对更多的进口商品加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美这种全面贸易战极为罕见。大多数贸易争端中，双方都有默契，避免过度升级。实在解决不了问题，就通过一连串小动作保持对抗，但不会全面撕破脸。比如美国和欧盟围绕飞机补贴争端，纠缠了20来年，现在仍然只是暂时休战。对大多数国家地区，中国大陆在双边贸易中都处于顺差地位，也不喜欢搞贸易壁垒调查。但是对台湾省的贸易，一直是台湾方面享受天文数字的顺差。比如说，去年两岸货物贸易总值3200亿美元，其中台湾出口2380亿，进口815亿，顺差1565亿美元。如果没有大陆方面提供的顺差，台湾去年就会有1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几年时间就会耗尽外汇，经济崩溃。大陆对台湾的逆差，有一部分是产业结构导致的合理逆差。台湾在电子、机械几个方面，产业层次的确恰好压了大陆一层，而且是大陆很多消费品工业的上游供应商。如果大陆想对其他国家保持大幅度的出口，就要从台湾进口精密部件。但是，更多的逆差来自于台湾的贸易歧视，同样的东西，宁可跨半个地球进口，也不从大陆买，而且不屑于给出一个名义上的理由，就是要歧视你。这是贸易壁垒调查的主要目标。具体回顾一下台湾对大陆的进口政策。在蒋家父子统治台湾期间，两岸处于战争状态，当然谈不上贸易。到了1987年，蒋经国在美国压力下放弃了蒋家世袭政权的想法，而且自己也躺在医院里养病。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所以台湾解除了戒严状态，对大陆也逐渐恢复经贸关系。1988年蒋经国死了，最大的贸易障碍消失了，但台湾对大陆商品一直有白名单限制，只允许按列表进口。到20世纪末，进口列表也只覆盖不到一半的商品。2001年两岸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按照WTO的规定，除了事先约定的例外情况，或者爆发特殊危机，各成员间应该按照普遍公平原则，彼此平等开放市场。但台湾当局坚持对大陆商品实施单独歧视政策。比如说，台湾允许美国、日本、新西兰、法国的苹果进来，唯独不允许大陆的苹果进口，这就是赤裸裸的歧视。商务部港澳台司2008年统计过：当时台湾一共有10936项贸易商品，其中2215种产品禁止从大陆进口，还有495项属于“有条件”进口，加起来占了商品总品类的四分之一。十五年过去，情况更加恶劣了。现在，台湾经济部门禁止进口的大陆商品增加到2460项，限制进口产品提高到788种。其中禁止和限制进口的东西，往往是大陆非常有竞争力的技术产品。比如大陆生产了全球七成的光伏设备，但是台湾当局直接禁运，宁可买其他国家的昂贵产品。这才形成了1500亿美元的对大陆顺差。这次商务部的公告提到，本次反贸易壁垒调查，涉及“台湾地区禁止进口大陆产品”共计2455项，基本全覆盖目前台湾制定的大陆产品黑名单，似乎是打算一次性解决对台逆差的不合理部分。

台湾对大陆的贸易歧视也不是一年两年了，过去几十年都忍了，为什么2023年要搞贸易壁垒调查？

因为之前有不得不忍的理由。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两岸贸易恢复，一直到本世纪初，大陆都急需外部投资改造工业体系。当时在大陆直接投资最多的外商以港台为主，而台湾整体经济规模比港澳更大，制造业水平更高，所以大陆尤其欢迎台湾工业投资。从前互联网时代开始看新闻的观众，可能会记得“台塑海沧计划”。当时，台塑集团计划在厦门海沧建一个石化厂，项目在近十年时间里直接得到最高领导人的关注。大陆为了迎接台塑的投资，为了分享台湾的资金和技术，主动放弃对外资的限制，允许台塑百分之百独资拥有大石化项目。大陆方面甚至叫停了同期内地十几个油气炼化项目，保证海沧项目的产品有销路。和这些代价相比，被台湾一两千万人的市场排斥暂时不算大事。当时两岸在产业结构上高度互补。大陆出口以加工贸易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制造中低端消费品，需要大量加工设备、元器件和材料。而台湾地区在电子、机械、化工产业能制造比较复杂的产品。对于大陆来说，这些产品我们自己造不出来，无论如何都要进口，不如就近买台湾货。产生一些逆差无所谓到了21世纪，大陆产业迅速升级，主流出口商品从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向技术产品转变，两岸产业结构开始出现一定的重叠趋势，需要谈谈公平贸易互惠互利了。但是，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2008年马英九上台，的确做出了一些缓和表态，所以大陆方面也暂时搁置了贸易歧视问题。2016年，民进党再次上台，而特朗普也上台发动了贸易战，本来贸易歧视问题可以提一提了。但是，贸易战初期，台湾的选择还比较谨慎，并没有急着选一边，换来了一定的优待。2019年开始，美国限制对华芯片贸易，把中国大多数头部科技企业和研究机构列入芯片禁运名单。此时台湾拥有最强的芯片生产能力，不仅对中国大陆有压倒性优势，对美国也是明显优势。带着芯片优势，台湾当局一开始没有主动参与美国的包围圈。从业内普遍认同的传闻看，2020年华为在美国全面封杀令生效前大量囤货，台积电相当配合，甚至推迟了其它客户订单为华为赶工，确实表现出了一定的统战价值。有了台积电的芯片做筹码，大陆又暂时忍受了台湾其他贸易歧视政策。拜登政府上台后，情况又变了。贸易战持续了四年，美国并没有压制中国的工业，反而提高了本国商品售价，对国民生活造成了影响。所以，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转向加强技术封锁，核心目标是高端芯片生产和上游制造设备及原料。先是欧洲、日本、韩国配合了美国的封锁，而台湾芯片业只掌握生产环节，也需要这些国家供应上游物资，所以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加入美国的封锁战略，不再给大陆供应高端芯片。这对中国大陆经济来说当然是坏事，但对IT之外的产业来说，反而等于卸下了责任。既然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就没必要担心更坏。所以之前几十年没算账的贸易歧视，现在都可以拿出来说。中国大陆有史以来的第三次贸易壁垒调查就用在了台湾身上。

前面提到，中国前两次贸易壁垒调查，一次是象征性的，一次没结果。这第三次会落实到底吗？

贸易壁垒调查是一个工具。一般来说，拿出工具就是为了追求妥协。所以调查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也不奇怪。但是从数据看，这一次的贸易壁垒调查，明显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战术上选了一个伤害较大的时间点，所以多半会形成明显的压力。至于后续有什么结果，就看台湾有什么应对了。在发起贸易壁垒调查之前，两岸关键产业的密切合作已经开始降温。今年一季度，按人民币计价，大陆地区货物进口总额同比上升0.2%，但是从台湾地区的进口下跌了22.4%。如果以美元计价，下跌了28%。减少进口的领域，是平板显示器、电子元件、半导体和集成电路，都是台湾地区的出口强项。当然不仅是台湾地区，一季度韩国在这些项目上的对华出口，也有类似幅度的下降。近期全球芯片和IT产品供应，整体上从紧缺转为过剩，销售数量和销售额都下降。从海关统计里，可以清楚看到，这些商品的进口数量下降了20-40%左右。台积电是能左右台湾经济的企业。全球对半导体的需求弱，最近一个季度台湾的整体数据也不太好看。今年一季度，台湾出口总额977亿美元，同比减少19.2%。看商品门类，就是电子零组件出口下降最严重，同比减少86亿美元，其中半导体占了73亿的缺口。尤其是对大陆和香港的出口下降幅度最大，减少了151亿美元，跌幅是30%。数据说明，现在是台湾经济议价能力弱的时候，大陆在4月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可能就是要让台湾感受到中层产业全面受到威胁的恐惧。

有一些媒体注意到了罕见的贸易壁垒调查。有人说，贸易壁垒调查表明大陆放弃了“惠台”路线，甚至开始主动推动“穷台”战略，督工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回过头看过去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大多数政策，或者说几乎所有政策，都没有什么大战略的考虑，能就事论事就不错了。对于对台贸易壁垒调查问题，我认为分析逻辑也可以直接一点。在两岸贸易中，台湾当局对大陆产品实行长期歧视政策，单方面获取超额顺差，这是客观事实。过去不计较，不是因为不在乎，而是投鼠忌器，被其他产业的利益限制了。现在不需要再考虑其他产业的问题，发起调查是顺理成章的选择。考虑到歧视政策已经实行了几十年，这次发起调查甚至不需要确认有没有歧视，只是要搞清楚歧视的范围和数量，做好贸易报复的准备。一季度，台湾对大陆和香港的出口虽然大幅暴跌，但仍然占台湾总出口的35%，创造的顺差占台湾同期顺差的200%。粗略算下来台湾地区禁止进口两千多项大陆产品，大陆如果按同等规模反击，就算不直接禁运，只是加关税或者限制配额，也很可能大幅改变两岸贸易格局。我们介绍过台湾产业结构，在高端的芯片和低端的水果之间，台湾还向大陆销售很多中档技术产品。我们回顾一下当时为贸易制裁提出的计划：

“在贱金属及其制品门类，2021年大陆从台湾地区进口了价值420亿人民币的货物。另外还有是塑料和橡胶制品，进口额710亿。

这些产品的技术含量有限，而且不同企业都有类似的技术标准，可替代性很强。内地冶金工业和石化工业很容易就能接过订单。就算少数产品暂时在内地找不到，世界其他国家也有不止一家供应商，是最适合用政策推动进口替代的领域。

和冻鱼、种橘子相比，金属和塑料产业会雇佣大量的技术工人，订单消失对社会冲击比较强。如果把这一千多亿生意砍掉，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可能比停掉全部农业和渔业贸易还要大。什么时候台湾省的贱金属和塑料被列入禁止进口列表，可能就说明经济手段从象征性表态转入实质阶段了。”

对于发达工业经济体来说，高端产业吸纳的就业有限，低端产业会慢慢转移到国外，中档产业才是社会主要就业来源。如果说台积电代表的IT产业是台湾的钱袋子，之前几十年积累的五金、机械、化工产业，就是台湾地区中产就业岗位的脊梁。相比之下，之前媒体热炒的农产品、沙子，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2021年，台湾这几类产品对大陆出口总值超过千亿人民币。去年虽然跌了不少，但根据台湾统计部门的数据，还有900亿左右。和大陆的企业相比，台湾的这些中档工业品的确略有优势，或者是质量略好，或者是价格略低，但完全可以被大陆类似产品替代。如果大陆选择中档技术产品进行制裁，并不需要向其他国家另外进口，直接在国内就能保证供应。国内的五金、机床和普通化工企业可能会因此获得一大块额外市场，他们肯定支持对台湾歧视政策发动报复。明年台湾地区有选举，如果民进党为了面子和支持率，对大陆的贸易壁垒调查无动于衷，不积极放开对大陆商品的进口，一两年内，大陆和台湾可能会爆发几十年来第一次贸易冲突。短期内，两岸经贸往来可能有低谷，但是从长期来看，一次成功的贸易壁垒调查，对两岸人民来说都是好事。可以让两岸人民清晰地认识到经济现状，各自发展有优势的产业，将来在更合理的位置上形成新的互补贸易。所以，无论最后是报复还是妥协，我都希望贸易壁垒调查推进的快一点。588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文字内容随后会发在睡前消息编辑部公众号，视频同步在微博“睡前视频基地”更新。我们周日再见！4月3日，前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涂通今将军去世，享年109岁。在他身后，走过长征的红军将军只有110岁的张力雄健在，其他红军老兵的数量也降到了不到20人，现实中的红军群体即将和中国告别，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和其他红军相比，涂通今将军的生平比较有代表性，反映了革命战争和新中国各个时代的特色。一直到21世纪，涂通今将军还在科研和教学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影响着当代人的生活。所以我想拿出一期节目，回顾他的履历。1914年，涂通今出生于福建长汀县涂坊镇涂坊村，祖父涂志宾是清末贡生，算是旧知识分子。他截取了一段《三字经》给孙子起名“涂习史”，“通今”是字不是名。虽然当时已经没有科举了，但依靠父母的拼命支撑和同族资助，涂通今读了5年私塾、3年高小，还上过北洋政府时代的国语讲习所，这在100年前的旧中国属于中上水平的学历，有机会找一份体面工作。但是帝国主义经济入侵打击了中国的产业发展，军阀混战又破坏了农村秩序，影响了涂通今的发展机会。1928年，闽西军阀郭凤鸣扩军，把涂通今的父亲抓去当挑夫，迫使14岁的涂通今辍学回家。1929年3月，毛泽东做党代表的红军第四军进入闽西，打死郭凤鸣，解放长汀县。根据涂通今的儿子回忆，当时红军路过涂家的小店买豆腐干，每次都付钱，和以往的军阀部队完全不一样，引发了明显的好感。10月份，红军主力再次经过长汀县，毛泽东自己做群众工作，发表关于土地改革的演讲，涂通今就在台下听课。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涂通今的父亲参加了农会和赤卫队，15岁的涂通今参加少先队。1932年，涂通今18岁，正式参加红军。由于文化水平高，他被分到医院学习，是福建军区后方总医院护理员。1932年10月，涂通今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考进红军卫生学校，成为第二期学员。红军卫生学校是全军第一所军医学校，由贺诚将军创办。贺诚自己是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生，1925年入党，当时是是军委总军医处处长,后来是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将。涂通今这一生还会多次和这位老校长合作。以当时的标准衡量，中央根据地红军卫生学校的师资力量很豪华，除了校长贺诚之外，还有好几个受过正规医科大学教育的资深医生当老师。随着红军不断打胜仗缴获物资，学校建立了图书室、解剖室、动物实验室、标本室、模型室、细菌检查室和培养室。因为国民党方面使用了化学武器，还设置了化学实验室、瓦斯预防室。整个学校有7台显微镜，几百种模型，有全套的手术器材，甚至还有一台宋庆龄送来的美国X光机，就算放在当时的中国大城市，这也能算是一个豪华医学院了。但是学员没有太多的时间学习，一年之内，他们要学习17门课程，加上日语和德语，然后就要下部队服务。手写本教材涂通今外科学笔记1933年，涂通今毕业，分配到红九军团，先是当一线军医，然后成为兵站医院主治医生，这时候距离红军长征已经不到一年了。红九军团可以算是整个长征经历最坎坷的部队，长征前2个月，九军团就陪着方志敏的十军团一起向东北方向进攻，送方志敏部队出根据地，为主力红军做战略侦察，用惨烈的代价证明这条路走不通。1934年9月份，主力红军已经开始向西行动，刚刚回到根据地的9军团还留在根据地最东面，给全军断后吸引兵力。阻击战的地点就在涂通今的家乡长汀县。当时涂通今奉命去医院，动员轻伤员参加长征，路过家门没来得及看父母，被自己的女朋友挽留没来得及说话，就跟着红军走了。渡过湘江之后，9军团先是给主力红军做后卫，然后在四渡赤水期间，只剩下几千人兵力的九军团被派出去单独行军，离开主力几百公里作为诱饵，吸引国民党主力，一度军委以为9军团已经在乌江北岸失败了。军团长罗炳辉发挥小部队的机动性，到故乡云南转了一圈，连续2个月远离主力部队，靠缴获的电台联系到军委，重新加入长征行列。1935年6月，一方面军和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会师，九军团先是被划拨四方面军，等到二方面军追上来又归入二方面军，把大多数长征路线都走了一遍。九军团三次爬雪山过草地，丢掉了大多数物资，涂通今只能用樟脑、嗅盐抢救缺氧失去意识的士兵。等到1936年10月，全部红军主力汇合到陕甘地区的时候，九军团已经离开南方根据地两年多，经过了十一个省，走过了三万七千里，全部兵力1000出头，真正从江西福建走出来的军人不到一个营，其中就包括涂通今。经过整编，涂通今到红军中央教导师当医务主任。抗日战争时期，红军卫校改名为八路军卫生学校。1938年，涂通今再次考进八路军卫校，从第二期毕业生变成了第十五期学员。1940年，毛泽东提议学校改名中国医科大学，26岁的涂通今意外成为大学生。1942年，涂通今大学毕业，分配到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外科，从此当了80年的外科医生。在战争年代，每个医生都不得不担负起超越专业的职责。1943年，涂通今用三周时间，给386旅的1500名战士集体消灭疥螨，成为军事公共卫生领域的教科书级案例。抗战期间，物资紧张，八路军只能做到秋天上交旧单衣换一套棉衣，春天再上缴棉衣发一套单衣，士兵大多数时候只有身上一套衣服，很少有机会脱下来洗。再加上战斗频繁，士兵营养不良，军营里发生皮肤病传染是常见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是皮肤病是疥螨引起的疥疮。1940年调查显示，34%的新四军士兵有疥疮；到了缺水的北方，八路军386旅80%的士兵有疥疮。严重的患者疥疮遍布全身，流血腐烂，制造生理痛苦，也制造精神折磨。别人不说，旅长陈赓之前在湘军军阀部队感染疥疮，一样是全身伤疤。当时很多军医都用自己的方法治疗疥疮，比如说白求恩国际医院的罗马尼亚医生柯列然（柯让道），用石灰和硫磺调制涂剂。北洋军中校出身的三五九旅卫生院长蒋维平发明了硫酸钠擦拭疗法。但是这些办法只能治疗，很难全面切断传染源，不能阻止军营内的交叉感染。之前长期对付疥疮，涂通今发现烤火之后疥疮好得快，所以涂通今组织患者洗澡、擦药、烤火，然后涂药。用农业社会的土办法来拼凑一套治疗和预防整合方案。没有澡盆，涂通今就让士兵砍树，挖空了装水洗澡；配制硫磺软膏没有凡士林，就用猪油甚至面糊代替。涂通今还要求士兵用柳条和泥巴制造巨型蒸笼，洗澡擦药的同时，把蒸笼架在大锅上，熏蒸床单衣服。等患病战士擦完药烤完火，衣服被褥也消毒晾干。整个过程重复2-3次，就能解决整个部队的疥螨传染问题。这套公共卫生方案得到了晋绥联防军卫生部的表彰，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向八路军全军推广。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东北野战军还专门出版过疥螨治疗单行本。1945年9月，中国战区日军投降，军委抽调了全部机动部队向东北前进，在延安培养的现代化资源也尽量调给东北，希望能接管当时中国唯一有工业基础的地区。涂通今跟随中国医科大学从延安出发，前往沈阳。到东北的第一个职务，是松江军区卫生部部长。作为第一代共产党培养的大学生，作为走过长征的军医，涂通今知道最珍贵的医疗资源永远是合格的人才，所以到了东北就开始搜集之前各国在东北留下来的资源，组建现代军医大学。从义和团时代开始，东北地区的北部就被沙俄控制，后来又被苏联继承。1924年，苏联驻扎在东北铁路的护路军在哈尔滨建立军医养成所，就地培养医科人才。1935年，苏联把中东铁路卖给日本满铁，顺便把军医学校卖给了伪满政府，改名满洲国陆军军医学校，还是设在哈尔滨。1945年抗战胜利，苏军又把学校拿回去了。1946年的滨江省副主席是李兆麟，抗联剩余部队的政委，曾经在苏联境内训练，懂俄语，和苏联军官关系好。他和驻哈尔滨的苏军谈判，接管了军医学校。涂通今参加接管工作，利用日本人留下来的人员和物资开展教学，首先设置了周期8个月的速成班。留用的日本和伪军人员不是全都可靠，但是涂通今坚决执行统战政策，动员日本医护人员参加革命，终于让解放军拥有了现代医学教育体系。1947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分成东西两线，涂通今担任东线卫生部长，西线卫生部长是他红军时期的学长张汝光。1948年8月，东西两线单位合并，成立东北野战军后勤卫生部，红军时期的老校长贺诚从苏联回来当部长，涂通今是副部长。这些早期的医学人才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最重视教育。他们把战争中搜集的医学资源集中起来，都整合到中国医科大学代表的教育体系，快速培养了3000多医药人才。1948年9月12日，距离涂通今离开延安正好3年时间，辽沈战役开始。这时候东北野战军已经拥有30个野战医院，2.5万医护人员，其中3300个受过正式培训的医生。当时东北野战军总兵力70多万，平均每210人就有一个军医，已经和当代城市平民拥有的医疗资源差不多了。整个辽沈战役，医疗系统救治了6.3万名伤病员，保证了70%的归队率，也就是送了4.5万老兵回部队。其中纵队医院抢救3万人，只有931人伤重牺牲，比例1.7%；兵站医院和后方医院收容重伤员多一些，也只有3.36%的伤员牺牲，这是大决战胜利的基础。因为卫生系统出色的成绩，1949年初，涂通今去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工作。1951年，战争刚刚结束，中国选派200人去苏联留学，其中医学领域分到了30个研究生名额，每人一个方向，将来要给新中国开创一个专业门类。这时候涂通今37岁，是华中医学院院长，奉命去莫斯科学神经外科，从基础俄语学起。1955年7月，涂通今41岁，发表论文《三叉神经节及其后根肿瘤的诊断和治疗》全票通过，在莫斯科布尔登科神经外科研究所拿到了副博士学位，同时拿到副博士学位的还有后来的卫生部长钱信忠，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潘世征。毕业后，涂通今到列宁格勒军事医学科学院进修半年。1955年9月第一次定军衔的时候，涂通今还在苏联，被远程授予大校。1956年，涂通今回国，到第四军医大学创办全军神经外科训练中心，1957年成为第四军医大学副校长，负责编写教案，培训外科人才，还利用个人关系从苏联东欧国家采购先进医疗设备。在这里，涂通今创下了中国各种神经外科手术的先例，自己动手示范，做国内从没有人做过的手术。1956年到1966年十年，涂通今培养了近百名神经外科医生和学术带头人，把重型颅脑外伤的死亡率从50%压到了18.8%。他的职务也一路提升，从副校长、校长到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1964年晋升少将。1976年唐山大地震，涂通今是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去唐山指挥救援。当时有几万人被建筑物砸到神经系统瘫痪，涂通今作为神经外科专家，要求对截瘫伤者不能只做被动治疗，还要做积极主动介入治疗，冒着风险让上千名截瘫患者恢复健康。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应对现代城市被摧毁的灾难。作为走过长征的军医，涂通今自己到一线调查，研究在资源紧缺条件下的救治方法。他采纳群众建议，要求转运过程中用硬板担架或门板运输，中途不换器具、上下火车一律从车窗出入，避免患者脊髓二次损伤。灾后防疫方面，涂通今建议用飞机喷洒消毒剂，避免尸体制造疫情。这时候他的老校长贺诚中将做总后勤部副部长，同意他的观点，给他从山东调拨了飞机，喷药消毒。作为学科创始人，涂通今前后有十部著作。1961年，涂通今翻译了苏联《神经外科手术学》。1973年,他编审了《野战外科学》和《实用神经外科学》，后一本是中国第一部自编的神经外科学参考书。1983年，临近离休的涂通今主持翻译苏联《血管内神经外科学》，再次引进了脑血管疾病治疗新技术。1985年，71岁的涂通今离休。他的红军老同事一般在这个年龄会低调隐居，或者写回忆录，组织聚会。但涂通今将军发现，过去20年忙着搞行政工作，在学术方面还有很多工作没做完，所以正式开启了自己的第二段学术人生，又工作了20多年。离休之后的涂通今，继续担任《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的副主编，主编是老同学、前卫生部长钱信忠。这是一部专科性医学参考工具书，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帮助医学院学生快速成长。全书92卷，1984年出版第一卷， 2005年才出完。其中，涂通今负责军事医学九个分卷本的编审工作，定稿300多万字。还有一套《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也是钱信忠主编，涂通今担任第一分卷主编。为此涂通今多次回到革命老区考察、收集资料，自己写了分卷导言部分。1993年，涂通今80岁，作为主编编撰了《急症神经外科学》，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因为私塾教育，涂通今在现代社会保持了写信的习惯，频繁写信和学生后辈交流，从他和学生的书信可以发现，直到2000年，涂通今还在坚持阅读学术刊物，甚至还自己动手翻译最新的学术前沿论文。2007年，涂通今的《急症神经外科学》再版，至今还是是神经外科和急诊科的重要参考书。涂通今是1964年晋升的少将，在走过长征的老红军中，他的军衔不算高。但如果把战争年代和新中国的历史放到一起看，涂通今的履历，比普通红军更能代表漫长的革命历史。1949年建国前夕，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有一句著名的总结。在破坏旧世界方面，中国革命继承的是农民起义反封建精神，是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义和团精神。但因为缺了“建设新世界”的后一半，这些运动最终都失败了，社会还是要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和前辈相比，红军最鲜明的特点不是动员被压迫的人民破坏旧世界，而是把缺乏现代知识的人民组织起来，变成现代社会的一部分。295期节目介绍过，红军虽然来自农村，但在旧中国是识字率最高的军队，也是最愿意吸收城市知识分子的军队。就算手里只有农村手工业，也要想尽一切办法搞现代化建设。涂通今就是红军搞现代化建设最好的例子。作为一个从私塾走出来的农民子弟，红军为他提供了中国最高水平的教育资源，而涂通今也抓住了每一个学习进步的机会，证明只要尊重科学规律，只要坚持革命精神，现代社会可以在农业社会的薄弱基础上成长起来。用涂通今自己的话说，他这一辈子跟着毛主席走了两次长征，一次是在战争年代，一次是学习现代科学。这样的人生，应该算是最符合毛主席的期待。586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文字内容随后发在睡前消息编辑部公众号，视频同步在微博“睡前视频基地”更新。我们周二再见！大家好，2023年5月12日星期五，欢迎收看588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从贵州独山县开始，地方债务就是睡前消息节目最关注的国内话题。那些借钱不搞实体经济的城市、跟风造人工景区的城市、抱着侥幸心态拼房地产的城市，经常在我们的节目上成为负面典型。有负面典型，就有正面典型。柳州作为落后地区的工业基地，以及正对着贵州独山的汽车城，经常得到你的正面评价。从“神车”五菱宏光，到新兴的工业品螺蛳粉，柳州的特色产业被睡前消息节目反复关注。2018年，《国家地理杂志》出广西专辑，柳州部分就是你写的。但是最近，柳州在地方债方面名气不太好，和兰州、潍坊、昆明一起，被称为地方城投债务四大网红。督工你怎么评价柳州当前的状态？

柳州的情况不太好，有成为地方债爆破导火索的危险。现在说起地方债务问题，很少有人抓着字面意思去分析“地方债”。因为地方债是由地方政府以政府名义直接借的，基本上都经过财政部审核，有明确的还款计划，就算还不了，中央政府也要负一定责任。所以地方债是相对安全的投资，金融机构愿意用比较低的利率去买，几乎不考虑风险溢价。过去十年，山东、上海、浙江几个发达省份发地方债，利率只有3%到4%，经常会比同期国债利率还要低。这种现象刚出现的时候，中央媒体还要发文解释一下，现在都懒得解释了。看来全国的金融机构都知道是哪几个省交税在维持全国财政平衡。所以，一般说的地方债危机，都是指地方融资平台债，是地方国企以各种方式借来的钱。这部分钱，直接债务人不是地方政府，而是政府控股的企业融资平台。国企也是企业。理论上说，企业经营有风险，还不上钱，直接破产，债务消灭，政府不会无限负责。国家也的确禁止地方政府承诺100%还钱，否则成立企业融资平台就失去意义了。但实际上，为了拿到市场资金，各级地方政府都会以各种非正式手段承诺，会对自己的融资负责。2020年，河南国企永煤集团债务违约吓坏了市场，山西为了保证地方国企还能借新还旧，就以省级政府的名誉，对下属国企做无限担保，请静静读一下当时的副省长王一新发言：

“在我们的脑海里从来就没有闪现过欠债不还的念头，也决不允许省属国企负责人有这样的念头……们要坚持和完善这些年在防控金融风险方面成功的理念、思路、办法，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捍卫山西的信誉。”

在省政府下面，市县政府的担保往往更诚恳，更具体，甚至敢于私下出盖章文件，对国企债务做非正式的无限担保。所以类似的债务、信托或者是地下借款被统称为“政府信用融资”，简称“政信债”。这些债务的利率，表面上有5-8%，实际上爬到10%很正常。2019年独山400亿债务，每年的利息就超过了40亿，而最近几年利率是一直往上升的。如果中央政府强行限制地方政府融资成本，导致政府不能借新还旧，他们就会用更隐蔽的方式、更高的利率借钱，真实利率我就不太敢说了。地方政府用隐蔽的方式借钱，用更隐蔽的方式承诺利率，所以政信债的总数没有正式统计，只能看市场估算。一般认为，过去5年，总量从40万亿膨胀到100万亿左右，其中一多半是高利率融资，而且增长没有停下来的趋势。这才是我们一般说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虽然没有正式统计，但我基本接受融资市场对债务总量的估算，原因就在市场对不同的地方政府，不同的借债方式，给出了区分度很高的利率。这说明金融机构已经身经百战，既赚到了高利息，也在局部地区掉过坑。如果金融机构对每个地区的债务总量估算有偏差，那是真的会倾家荡产的。在柳州进入城投债四大网红之前，市场公认的城投债四大天王是：北大连、南湘潭、东镇江、西遵义。其中省级财政援助能力最弱的遵义，已经公开赖账违约了，城投平台一瞪眼说二十年后再还钱，让银行自己去消化损失。现在新的四大城投债网红是柳州、兰州、潍坊、昆明，按惯例来说，其中多半会有一两个城市学习遵义，任凭信用破产，经济爆炸。但既然城投债也叫“政信债”，兰州、昆明两个省会城市肯定会从省政府拿到更多支援；而潍坊背靠着经济大省山东，本身也有940万人口，多半也能抗一阵。最后只剩下400万人口的普通城市柳州，很难指望广西省级财政出钱帮忙，很可能是最先丧失融资能力的城市。所以柳州的确要当心“四大网红”的名气。

金融市场把柳州列为城投债四大网红，是根据什么标准？

最直观的理由是柳州城投企业欠钱被全国行业协会警告了。3月21日，柳州市城投平台之一的柳州东投发布两则公告，承认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发出了严重警告处分，责令业务自律。根据公告，柳州东投存在多项违规行为，包括：部分募集资金未按约定用途使用，未提前披露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公告；年报中关于募集资金使用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准确；以及未及时披露受到行政监管措施。一句话总结：钱是借了，用途未知。如果只是交易商协会做出自律处分，倒是还不严重。随着地方债务的扩大，最近几年，交易商协会每年都会发出一百多次警告。就算是柳州领的“严重警告”，每年也有几次，不至于一下子把柳州送进四大天王的行列。但这次处分还有个特殊条款：

“责令柳州东城就上述违规行为，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信息披露平台进行公开致歉”。

这就比较罕见了，上一次被协会要求公开致歉的事故，就是2021年河南永煤债违约，直接导致永煤控股与河南能化被暂停了债务融资业务。当时别说河南省，就连山西这个邻居都被吓呆了，被迫让副省长出来担保地方企业的信誉。打个比方，学校每年可能会给100多个学生做警告处分，其中几个严重警告。但大多数警告都是低调发出，允许其他人装不知道。到了河南永煤债违约事件，学校要求被处分的学生自己在广播上道歉，然后开除学籍，就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装不知道。现在轮到柳州城投公司上广播台了。而且，交易商协会要求公开致歉，并不是针对柳州东投一家企业，而是在警告柳州所有城投平台。从去年12月开始，柳州东通、柳州投控、柳州龙建、柳州轨道，都陆续被交易商协会进行自律处分，柳州东投是第五家。这说明柳州不是一家国企经营出了问题，而是整个城市的政府相关企业都没有现金流了，所以城投公司集体违规操作，拆东墙补西墙，甚至为了很小的一笔钱就放弃信用。从去年9月到今年2月，柳州城市投资建设发展公司有5张票据兑付逾期，直到3月14号才发公告说结清了这两千多万。在被处罚的柳州各个融资平台中，最扎眼的的是“柳州轨交”。它1月5日受处分，同样有一条罪名是“部分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未按约定使用”。而另一家被处分的公司“柳州龙建”，也是柳州轨交的控股子公司，还是有这一条罪名。这就说到了柳州人自己都天天讲的笑话——轻轨去哪了。从2016年开始，柳州轻轨工程开工，拆了很多房子，挖了不少马路，造了一大批全市都能看到的轻轨基础，然后就停在这里，从来没有列车甚至是桥面铺上去。百度搜索“柳州轻轨”，跳出来的关联词，全都是让柳州交通系统难堪的内容。再把关键词改为“柳州轻轨拆除”，可以看到拆除已经是重要选项了。轻轨烂尾了，连当抵押的资格都没有，但是柳州轨交公司借来的钱已经花到了其他地方，还被行业协会处罚，这就是柳州全市财政当下的尴尬局面。今年全年，柳州各城投平台，累计有523亿债券面临到期、回售，而柳州市政府加城投平台，全年也就是500多亿的资金可以花，其中大多数都有指定的去处，比如说给全市体制内人员发工资，维护现有的基础设施，只有一小部分可以机动还债。所以柳州必须全面借新还旧，才能保住今年的财政。但是从年初开始，柳州城投公司纷纷被处分，把柳州送进了四大“网红”，必然导致所有金融机构调高对柳州的风险预期，要求更高的利息，更多的抵押才肯借钱。对于一个400万人，有全国性企业的城市来说，500多亿债务，就算加上一点违约，本来也不至于颠覆金融信用。但柳州的债务存量不仅仅是这500亿的事情。当下的数据不好说，2021年的时候，柳州市主要城投平台有息债务余额2375.4亿，政府债务余额690.5亿，加起来已经3065.9亿，现在恐怕直奔3500亿。所以金融机构不得不从最坏的地方想，计算柳州全面赖账的概率。接下来，如果我们相信小学算术的正确性，柳州恐怕只有两个选择。或者是放弃发展，躺平赖账，把破产倒闭的危险扔给银行；或者是用高几倍的利息再借一笔钱来保住现金流，把问题推到明年，等其他债务压力更大的地区先爆炸，避免自己当出头鸟。无论哪一种选择，对其他地级市都有非常强的示范作用。

从实体工业模范，到全国闻名的城投债黑洞，柳州是怎么在几年内沦落的？

金融上的原因非常直接，债务爆炸是因为借钱总量多；资金周转出问题，说明有一大批债务集中要还。只看政府方面公开的债券信息，也能看出柳州前几年集中借了一大批债务，现在借新还旧有难度，只能靠利息很高的短期债务不断拖延。柳州前几年集中借债的原因也不难解释。21世纪的柳州努力地搞了十几年的汽车工业，有成绩也有难处。到了2017年前后，柳州工业在新能源时代卡在产业升级门槛上，增长难度越来越大，柳州的干部环顾周围，尤其是往贵州方向看，发现纯粹靠地方债搞房地产，搞不靠谱的旅游项目，似乎日子也可以过得不错。这个时候房地产信心还在，各地中产还愿意拿出自己的现金，帮助政府撑住新区的房价。所以早期敢于借钱的城市，靠房地产已经回收了好几轮资金，貌似比认真搞实体产业的的还富裕，还繁华。所以柳州干部也经不住诱惑，在地方债和房地产经济的下半场，凭借之前搞实体经济积累的信用，狠狠借了一笔钱，想来个实体泡沫两开花。没想到风向很快转下去了，投在土地和基础设施上的钱没法变现；同时疫情影响经济，工业利润加速下滑，放大了产业升级的难度。几个问题叠加在一起，导致柳州的债务爆炸，速度超出了全国平均水平，挤进了“四大网红”的行列。简单地说，柳州的债务问题，宏观背景是全国的地方债和房地产浪潮；直接原因是本地工业升级遇到阻力，我们先分析直接原因，工业升级难。柳州所在的广西，历史上是一个内陆省，现在的海岸线是建国后才拿到的。而就算拿到了海岸线，就算未来要修一条平陆运河打通珠江水系和北部湾，广西还是解决不了远离主要海上航线的问题。海南省在广西省外侧，更靠东面的主要航线，但海南省利用海洋搞工商业的努力，每一次都变成了走私或者投机，最后只能搞一点旅游业。广西被堵在海湾里面，靠海洋搞工商业就更难了。至于其他地理要素，广西是西部省，又是山区省，而且遍地是漏水的喀斯特地形，搞旅游也许有一定优势，但从发展经济的角度看，广西和贵州区别不大，很难发展现代工业城市。但柳州是广西内陆地区的相对例外。1949年建国的时候，柳州就通铁路了，而且是干线交汇点，被选做铁路大局驻地。从柳州铁路交叉点向西北，经过独山县去贵州的黔桂铁路，当时是西南地区唯一的准轨铁路，也是中国境内唯一进入西南地区的铁路线。因为中国长期没有建设沿江铁路，之后几十年，黔桂铁路都是贵州省和云南部分地区和沿海社会交流的最便捷通道。如果把整个中国看做一个城市，当时柳州就是一大片郊区进城购物的路口，适合搞点郊区需要的工商业。所以，柳州可以依托东部发达城市的工业转移，建立一套有相对优势的工业体系。这些工业品比不了上海、广州的产品，但是在运输成本比较高的时代，依托柳州的铁路枢纽地位，在西南市场还是有竞争力的。比如说双马电扇，都乐冰箱，家宝洗衣机，都畅销好几个省。还有些体积小的轻工业品，比如说两面针牙膏，金嗓子喉宝，甚至产生了全国的竞争力。90年代之后，西南铁路网开始改善，尤其是修了南昆铁路，给云南贵州开辟了更便捷的对外通道，柳州的铁路枢纽地位开始削弱。与其同时，全国的铁路公路都在升级，压低了各个地理大区之间的运输成本，把全国结合成一个大市场，柳州的工业必须和东部沿海发达工业区平等竞争，不能垄断西南市场，所以柳州的传统消费品工业普遍衰落，给柳州制造了暂时的经济低谷。这时候，柳州充分利用已形成的工业基础，进行了一次成功的产业升级，从依托铁路的工业中心，变成了汽车工业中心，把经济基础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升级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其他有基础的城市相比，柳州搞汽车，是很有一点拼命精神的。1982年，刚刚成立的中国汽车工业公司要统一规划全国汽车工业，在天津召开微型车联合会。全国63个单位参加，柳州拖拉机厂没有参会资格。柳拖的厂长直接把样车开到了天津会场，给领导留下深刻印象，争取到了起步资源，创造了柳州微型汽车厂。但是和同期的天津大发、江西昌河，哈飞松花江相比，柳州的五菱车还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90年代，柳微汽车研究市场，意识到汽车不只是给城市用的，农村乡镇也开始产生买车需求。所以柳州开始造双排座小货车“五菱龙”，采取“乡镇包围城市”的市场策略，拿到了微型车销量冠军。柳州的汽车工业开始具备全国性地位。到了21世纪初，其他汽车工业基地又进行了一轮国外技术引进，超越了单打独斗的柳州五菱。五菱公司盯上了美国通用公司的技术，但是当时国内规定，一家外企最多与两家国内企业合资，而通用已经在上海、沈阳有了两个合资项目，柳州排不上了。所以五菱集团一狠心，找广西自治区申请，把广西本地的股份划拨给上汽集团，以上汽五菱的身份，引进外国成熟技术，坚持开发乡镇市场。2003年，上汽通用五菱推出了第一代神车“五菱之光”，产能规划到30万辆，2008年又推出了加长加宽的“五菱荣光”，和青岛合作，产能冲击百万。到了2010年，五菱与上海交大合作，大幅提高了车身制造精度，推出了一度冲击世界销售榜的神车“五菱宏光”。2017年，算上外地的生产基地，上汽通用五菱全年销量215万辆，其中宝骏系列销量就突破了一百万辆。我当时给国家地理杂志写文章，描述的就是这一阶段欣欣向荣的工业城柳州。2018之后，国内外的大环境又对柳州工业提出了考验。从国际上看，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直接抬高了汽车零部件成本；欧洲市场推出了更严格的排放标准。全世界的汽车工业都有所衰退。从国内看，随着城市进一步扩张，柳州一直盯着的乡镇市场开始萎缩，甚至交警对客货混装的容忍度也下降了。五菱宏光系列车型的需求快速收缩，从每个月8万辆，一直跌到每个月1.7万辆。2019年的睡前消息第12期关注了这个问题。柳州汽车工业为此也做出了转型努力，2017年我就发现了当时还只在柳州本地销售的宏光MINI电动车。但是，电动车时代，大车企和发达城市的优势更大，目前全国只有比亚迪和特斯拉真正赚到了超额利润。宏光MINI爬不上高端车型市场，在低端又斗不过各地土政策保护的“老头乐”四轮车，所以只能做到“薄利”却没有预期的“多销”，不能再像五菱宏光那样再撑住柳州的工业经济。现在柳州的汽车产量已经开始向十年前退步了。至于新兴的螺蛳粉产业，虽然给柳州赚了不少名声，但每年的利润也就几十亿，对财政税收的贡献还要更低，完全补不上汽车工业的缺口。之前凭借传统工业和汽车工业的需求、凭借铁路枢纽供应原材料，柳州在汽车产业上游，还支撑了比较大的柳州钢铁厂。现在因为全世界的成本竞争，柳钢也在逐步向沿海防城港一代搬迁，这和汽车工业的停滞共振，让柳州遇到了类似于90年代的转型门槛。当前柳州需要的工业升级，从技术角度看，是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内燃机水平，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电子、精密化工、新能源转型。从市场方向看，必须顺应大规模城市化的现实，从农村市场和城乡结合部市场转向大城市市场，制造更高质量的商品。所以，柳州需要更高效的交通体系，和东部工业区进行更高效率的交流；同时需要更发达的高等教育，培养有研发能力的工程师，而不仅仅是技校操作工。但在交通和高等教育两方面，柳州都被自身的行政地位限制住了。虽然长期是广西工业第一城，甚至是五个自治区的工业第一城，柳州的级别一直只是普通地级市。所以搞了几十年工业，到十年前才拿到广西科技大学，科研水平只能说刚刚起步。远远不如洛阳和汉中。至于交通方面，柳州一直想直接向东修一条铁路，通过梧州方向直接沟通长三角工业区，但一直到2023年的今天，柳州铁路局都搬走了，这条铁路还在搞拆迁，预计2025年能通车就不错。这也限制了柳州的工业转型速度。当然，再难也不如90年代难，当时柳州传统工业衰落，造汽车也刚开始赚吆喝，污染问题已经到了不能不管的地步。因为传统工业烧的含硫煤太多，90年代柳州98%的降水属于酸雨，PH值达到4，接近比较淡的醋，一大批赚钱的污染工厂被迫关闭。两面夹击之下，柳州企业认真研究国内市场，造了五菱宏光，用产业升级抹平了上一阶段的问题。2017年之后，柳州的问题和30年前的转型期差不多，可以看出来，柳州干部延续了90年代的经验，严肃地研究了国内其他地级市的发展经验，想再来一次转型。可惜这一次的普遍经验是借债搞房地产。2017年，独山县刚刚借到上百亿的钱，正好在盖那座我看过的天下第一水司楼。所以柳州市在地方债和房地产的后半程入场，一狠心借了几千亿，想来个大力出奇迹。等到四五年后，第一批债务到期，房地产退潮，实体经济也没起来，柳州市荣幸成为地方债四大网红。

柳州市这三四千亿的债务，都花到什么地方了？

从债券市场公开资料可以看到，柳州有10家融资平台发行过债券，按规定公布了企业信息，这三四千亿的债，基本上都堆积在这十个平台。虽然行业协会的处罚文件说，柳州几乎每个国有融资平台都挪用资金，但毕竟拿了市场资金，总要有个交代，所以这几家企业的公开信息，大致能体现出柳州这几年的主要投资方向。首先是柳州市投资控股集团，加上子公司柳州建投、柳州东通。这几个平台主要任务就是负责搞土地开发，建房地产。借了柳州市三分之一的负债，现在制造了将近一半的债券余额。这说明前面的总结没问题，柳州借债，首先干的事情是房地产。2017年柳州土地财政依赖度是70%，2021年是142%。下一个融资平台是柳州城投集团及其子公司柳州投建，有七百多亿负债，157亿债券余额。主营业务也是也是土地开发和房地产，只是规模相对较小，就不单独分析了。但柳州毕竟只是个产业单一的三线城市，中产的钱包不厚，而且还有去南宁，去广州买房的选择，所以柳州房地产的潜力一轮就挖到头了，做不出二次返场的操作。到了2022年，住宅用地成交金额下降73%，导致柳州几家城投平台陆续公告注销土地使用权、商票逾期。柳州东通被行业协会点名重罚。然后是柳州轨道交通集团，子公司柳州龙建。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柳州轻轨纪念碑项目，搞了两条轻轨，现在都是烂尾状态。柳州的主城区人口刚刚超过150万，本地汽车工业发达，路网也比较合理，建设轻轨的必要性，在合理与不合理之间。如果汽车工业顺利升级，继续从周围吸纳人口，柳州搞轨道交通还称得上有预见性。但是在汽车工业明显停滞的背景下，柳州市政府借债强行上轨道交通，本质上也是一个房地产项目，想带动周边地块升值，赚一笔卖地的钱。轻轨项目刚开工，国家在2018年出文件，叫停了一大批借债修地铁项目。当时也许有很多漏网项目被放过去，但从文件精神看，把柳州的两条轻轨列入禁止名单不算冤枉。2020年，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有网友咨询了广西各地轨道交通规划，广西书记鹿心社回复说：“柳州市首轮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已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待批复”再次证明这是未批先建，借债冒险。另一家规模较大的融资平台，是柳东新区的柳州东城集团，负债850多亿，债券余额160亿。柳东新区是柳州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投资了大量新项目，包括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电子光电、高端装备制造，要打造新汽车城。能在这些实体项目上砸几百亿，说明柳州市还是对实体工业有想法的。可惜从总量来看，赌上柳州全市的信用借了几千亿，只在这里砸了两三成，还主要是基建投资，对产业链本身投资不多。按广西和柳州自己的规划，要做到2025年造300万电动车，但这已经不是造五菱宏光的时代了，没有城乡结合部这条中间路线可走。要拼高端量产，上面有特斯拉、比亚迪；要拼廉价灵活，每个省都有自己的新能源规划，五菱mini完全体现不出明显优势。靠这几百亿投资，柳州继续升级汽车产业链的成功率不大。最后是柳州文旅集团，虽然也是市级平台，但总负债只有三十多亿，债券余额1.3亿，说明柳州这几年没有大规模投资文旅项目，算是个加分项。总的来说，柳州借的钱，主要砸在房地产和房地产配套项目上。如果这些钱是十年前，2013年左右借的，完全可能趁着房地产高潮，回收一波资金，甚至把周边城市的资金也吸过来一部分，债务压力不会有这么大。可惜柳州之前还专心搞了好几年的实体工业，2017年遇到挫折才开始借债，刚收了两年的钱就遇到房地产信心崩盘，遇到国务院叫停债务地铁，所以几千亿投资根本收不回来，现金流比那些借债早的城市还紧张。这就是柳州进入“四大网红”的原因。

柳州的债务危机，会产生全国性影响吗？

就债务规模来说，就算是四千亿的债，也就是恒大的四分之一，金融体系还能救得起。但问题是全国不止一个地级市柳州，或者说柳州也只是全国大多数地级市的缩影。2019年,第140期节目前后分析独山的地方债问题，当时我说整个贵州虽然发展经济有困难，但独山自从民国时代就通铁路，本地不缺水源，不用借高利贷搞文旅，也有发展正经产业的机会。连独山都搞了400亿的债，不难想象整个贵州的债务黑洞有多大。2022年，第455期节目的标题是《阆中核酸自费 普通中国城市没钱了》，当时我分析了阆中不靠谱的文旅地产项目，也列举了阆中发展经济的条件：2023年的今天，债务和财政危机蔓延到了柳州。如果把全国的城市看做一所大学校，可以说，独山是差生中基础比较好的那一类；而阆中是有机会更进一步的中等学生；至于柳州，凭借之前两轮工业高潮和环保建设，汽车产量全国前五名，半只脚已经踏进了优等生的行列，本来应该写在校门口的光荣榜上。现在三类学生都沿着同一套剧本发展，先是是借债作弊，然后躺平等救援，这肯定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教务处的管理规则有问题，至少也是后勤处的宿舍分配有问题。上级没有把债务经济病消灭在局部，而是放任传染，甚至鼓励传播，当然会废掉好学生的积极性，带来普遍的卧床休息。具体来说，90年代的柳州，问题和今天差不多，当时其他地区也有传统工业转型的压力。90年代的柳州干部观察全国，可以看到奋起自救的地区都得到了回报，财政宽裕，政绩漂亮，很容易提升；而躺平吃转移支付的地区，赚不到钱也借不到钱，连政府大门都不敢开，生怕出群体事件。所以柳州选择了引进技术，转让股权，一切为产业升级服务。2017年的柳州干部再次观察周围，发现躺平的地区没有受到惩罚，借钱搞离谱谱项目反而是政绩，把压力留给后任也不一定追责，这就彻底改变了决策规则。用北方土话说，“学好不容易 学坏一出溜”，搞产业升级肯定没有借钱容易，更不如花钱舒服，所以柳州用了最短的时间，搞出了最严重的资金黑洞。当然，柳州也不是完全放弃产业升级，最起码给实体经济留了两三成的钱，而且理智地没有砸文旅项目，说明柳州还是有优等生的学习习惯。但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柳州把大多数信用浪费在核心产业之外。577期节目，我们分析洛阳和常州争夺新能源产业问题，替这两个城市算过账。洛阳虽然是老工业城市，但是制造业高质量基金只有100亿，不可能都拿出来支持一个项目。常州金坛区先后在中航锂电项目投入50亿，通过各方面融资近300亿，还不计较短期股权变现问题，所以能拿走洛阳的中航锂电，把主要基地搬到常州。当时我们还提了一个数字，国内最大的新能源电池企业宁德时代，每年的研发费用是70亿。这数字听起来不算少，但是柳州的债务总额是三四千亿，大多数给了房地产和相关项目。可以想象柳州市因此错过了多少产业升级的机会。就算这笔钱不用来补贴企业，全拿来搞基建，也够柳州市修三四条铁路直通珠三角，彻底解决和沿海工业区的沟通问题，让现有的工业都有被并购的价值。2017年的柳州市有借钱的潜力，有成熟的汽车工业，唯独没有拼命砸钱搞产业升级的意愿，这显然就是被其他城市的房地产经济带偏了。从柳州一个城市的角度说，就算把三四千亿的信用都用于产业升级，也依然有失败的风险。但整个国家就是由一个个城市构成的，整个国家的财政，就是由上百个产业升级成功的城市支撑的。如果上级的财政能力不用来奖励拼产业升级的城市，反而给那些借债胡来的城市托底，最终所有的城市都会放弃发展，用债务经济来换短期的繁荣。这种最坏的可能，经历过90年代的中国人应该还有记忆。当时地方领导强行要求银行给低效率企业贷款，差点拖垮了整个国家。现在既然柳州也被拖下水了，我以90年代的经验估算，可能几个月内就会有某个城市的债务全面违约，然后其他城市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跟进，迫使整个国家搞大通胀或者大下岗。对于今年马上要毕业的大学生，对于刚刚考进体制的基层职员来说，今年秋天可能要感受一点时代震撼。不管怎么说，柳州就算跟风躺倒了，之前也做过经济优等生，和那些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还地方债的城市有所区别。如果将来要援助地方重建金融信用，我认为柳州干部群体承担的责任也应该有轻有重。因为财政问题是个量化问题，逃跑五十步和一百步的效果就是不一样，示范作用更是天差地别。要是上级救助的时候不区分具体情况，以后所有的城市都会在产业升级遇到困难的时候直接躺平。一个城市可以靠躺平混日子，整个国家都放弃产业升级，无论发多少人民币，也只是用来制造通胀的数字。在这次成为“四大网红”之前，柳州上一次被全国关注，是因为去年下半年的防疫政策。从2020年到2022年彻底放开，柳州全市几百万人，3年确诊案例只有24个。被称为“病毒绕着走”的城市。柳州卫健委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自己的经验说：“一直以来柳州市的疫情属于比较平稳的状态，没有做过比较大规模的全员核酸筛查。”这首先验证了一个猜想，大规模核酸筛查本身就是重要的病毒传播途径。另外，不跟风筛查，不盲目加码，专心搞经济，也说明柳州当地官员比较有担当，提前一年就能顶住压力，在大多数城市还在纠结封锁或逐步放松的时候，预演了中国的防疫政策转折。这样的城市管理群体，是值得上级财政救一下的，起码可以帮他们周转一下现金流，把短期债务换成长期债务。最后，我还是向所有观众推荐去柳州旅游，因为柳州之前实体经济发达，又没有刻意搞过夸张的文旅项目，城市面貌比较健康，旅游成本也比较低。今年秋天，如果条件允许，我和同事可能还会去柳州拍个纪录片，把我之前几次考察的材料都用上，给大家提供一套视频攻略。如果你不是抱着猎奇、“看稀罕”的心态去旅游，而是想找个干净舒适，有一定南方特色的水城度假住几年，吃吃逛逛，柳州是个不错的选择。588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文字内容随后发在睡前消息编辑部公众号，视频同步在微博“睡前视频基地”更新。我们周日再见！

4月18日，美国保守派媒体福克斯新闻同意经济赔偿，向起诉自己的多米宁（Dominion）投票机制造公司支付7.87亿美元，用来消除法院认定的诽谤罪名。督工，福克斯新闻说了什么，要赔这么多钱？

这是上一次大选期间舆论场的后续。当时福克斯新闻努力迎合保守派观众，由全美国收入最高的新闻主持人卡尔森带头攻击民主党，指责选举本身不公正。其中一个重要话题，是用各种方式指责民主党勾结多米宁投票机公司，把特朗普的选票给了民主党，导致拜登上台。多米宁（Dominion）公司为了以后还能出售投票机，必须向公众证明自己在政治活动中保持中立，设备可靠，所以坚决起诉福克斯新闻诽谤罪，要求福克斯新闻拿出证据，证明投票机有问题，否则就赔款16亿美元。而福克斯新闻的辩解不足以说服法官和陪审团，如果不认输，可能会在赔钱之后还要道歉，所以宁愿花一大笔钱和解。福克斯新闻是一家媒体，可以自己采访，也可以引用别人的说法。上次美国大选，保守派选民中间有很多传说，投票机造假只是其中一个。福克斯新闻引用其他人的说法，也要为真实性负责吗？如果是不带倾向性的引用，是可以不负责的。就算有倾向性，引用不可靠的言论，也不至于被罚款七八亿美元。真正的问题是，陪审团认定福克斯新闻恶意引用谣言，放大了节目效果，所以要判诽谤罪。作为著名的保守派媒体，福克斯新闻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并不否认自己有政治倾向。福克斯新闻本来想拒绝承认“恶意引用”，最多承担转载扩大影响的责任。但是司法机构找到了福克斯新闻部分核心工作人员的其他言论，证明他们自己并不信这些黑民主党的谣言，甚至福克斯的大老板默多克都认为这些谣言“太疯狂”了。媒体人的个人言论和立场不会违法，但是和福克斯新闻报道的内容放在一起看，就明显触犯了法律。因为媒体老板和员工都宣传自己不相信的东西，其中必然有不合理的利益交换。法院总结福克斯媒体人的言论，发现他们传播谣言，是因为担心其他保守派媒体抢市场。担心自己不跟着右翼情绪走，不扩大耸人听闻的谣言，就会被更极端的右翼媒体取代地位。证据链条非常完整。福克斯新闻的行为，让我想起了老朋友翟山鹰。他在国内的时候，看到太多的文化人，比如说乌合麒麟，通过极端化产品抢占市场，所以选择了比他们更不要脸的经营策略。几年前的翟山鹰彻底抛弃逻辑和事实，冷静地编造了更极端的言论，无条件地夸耀中国优越性，获取了一大批观众，赚了数不清的钱。可以说，这次美国法院就是判罚了一个大号的翟山鹰公司，让媒体人知道，胡乱吹牛很可能要交重税。翟山鹰后来卷钱跑到美国，还在发表类似风格的言论，只是方向完全反过来了，并没有司法机构管他。美国其他政治性活动，往往包含很多缺乏依据的发言，但很少被法院判罚，似乎美国司法机构对政治性言论比较宽容。这次福克斯放大民间传闻，指责大选作弊，明显也是表达政治立场，为什么法院不能宽容呢？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美国司法机构的惯例对媒体言论有两条基本原则，保护弱者，保护事实，两条原则有叠加关系，可以分四种情况讨论：如果美国媒体尊重事实，当然不用担心赔钱。尤其是用事实和逻辑攻击强势群体，比如政府、官方机构、宣传经费比媒体营业额还多的大公司，还会得到全国的支持。但如果是用事实批判弱势群体，比如说没有多少公关经费的中小企业，已经过得很惨的穷人，媒体就必须严格审核自己的内容，不要被抓住扭曲事实或者夸大宣传的把柄，否则也可能承担一部分责任。至于说基于立场和倾向，去攻击弱势群体，哪怕是误伤，只要被对方用证据反击，媒体的下场也是非常惨的，这次福克斯赔钱就是教训。还有一种可能性，媒体基于立场和倾向攻击强势群体，攻击那些不缺钱也不缺舆论渠道的机构。这种言论如果脱离事实和逻辑，理论上违法，实际上很少被重判。尤其是针对政府和政党发起批判，在当代美国几乎是绝对安全，没人会去法院起诉，就算起诉也拿不到赔偿。这次福克斯新闻参与总统选举的讨论，本身有政治性质。但法院找到了证据链，发现福克斯的真实目的是满足特定观众的情感，抢同行的市场，而且放大的谣言给无辜的中立企业制造了损失，伤害了弱势群体名誉，所以媒体要承担对应的责任。投票机公司靠名誉才能经营，陪审团认同投票机公司的长期损失，倾向于支持16亿美元的赔偿诉求。福克斯新闻为了避免最坏结果，只能拿出七八亿美元，主动找投票机公司和解。

督工你分析了美国舆论诉讼的四种可能结果。但美国宪法体系内有言论自由的基本条款。同样的条款为什么会支持不同的法律判决？

这也是在长期的政治博弈中形成的平衡。美国刚建国的时候，是不欢迎批评政府的。在华盛顿和亚当斯总统时期，主导政府的建国精英，尤其是华盛顿的副官汉密尔顿，曾经推动立法，要对丑化政府和国会的言论追究责任，罚款上限5000美元，差不多相当于政府年预算的千分之一，相当于今天的几十亿美元。后来美国各派别意识到，这种法律气氛对自己也没好处，所以在妥协中制定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比较模糊地规定了言论出版自由，以及国会不能立法阻止言论自由。但宪法修正案只是一句话，具体演变成今天的四种判决，直接原因是最高法院和其他法院的重要判例。1960年，美国民权组织在《纽约时报》刊登了筹款广告《倾听他们的呐喊》(Heed Their Rising Voices)，猛烈抨击南方政府镇压民权运动，尤其是南方的地方政府企图在名誉甚至肉体上消灭马丁路德金等民权领袖的行为。纽约时报的广告宣称，马丁.路德.金在阿拉巴马州首府蒙哥马利市被指控伪证罪，是典型的政治陷害，这部分内容被认为事实依据不足。所以，蒙哥马利市的警察专员沙利文起诉《纽约时报》，还起诉了支持刊登广告的四名黑人牧师。认为政治广告诽谤了自己和警察。作为阿拉巴马州政客，沙利文在自己熟悉的州起诉，辩护方无法证实广告真实性，陪审团判决沙利文得到50万美元的损害赔偿。之后，《纽约时报》提出上诉，一路把案子推到最高法院。过了4年时间，1964年3月9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一致裁决，请静静帮我读一下：：美国最高法官做出判决的依据，就是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大法官一致认为，这条法律不仅保护公民对政府官员行为发表正确言论，也保护错误的言论。只有在明知错误的情况下恶意诽谤政府，才可能承担责任。做出判决的同时，布莱克、哥德堡、道格拉斯三位大法官还表达了更激进的保留意见。他们认为，恶意诽谤是一种“难以确定、抽象的概念”，至少在政府案件中，不应该追究人的恶意，所以必须允许对政府发表自由质疑。在纽约时报广告案成为标准判例之后，以党派、政府和官员为目标的政治言论，在美国基本没有产生过赔偿责任，当然也就没什么人去做无效起诉。这一次福克斯如果只攻击民主党的大选策略，甚至是捕风捉影地宣称对方作弊，就算被抓住错误，也最多损害自己的媒体地位，不会被起诉索赔。但是，福克斯新闻的攻击，顺便把投票机公司列入了攻击对象，这就超越了政治言论的范畴，按照之前的典型判例也免不了赔钱。1968年芝加哥发生一次警察恶意枪杀市民事件，法院判决警察二级恶意谋杀罪。刑事判决之后，受害者家属雇佣律师戈尔茨，又提出了民事赔偿诉讼。这时候美国极右翼组织约翰·伯奇协会无条件维护警察的立场，在韦尔奇公司出版的杂志上宣传律师戈尔茨是共产党人，说戈尔茨起诉政府，是恶意破坏美国形象。戈尔茨立刻起诉韦尔奇公司诽谤，地方法院和上诉法院根据1964年的沙利文案判例，宣布韦尔奇公司有言论自由，发表政治言论无罪。戈尔茨进一步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又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明确指出：沙利文案例保护公民对政府批评的自由，但是不保护以普通人为目标的胡说八道。如果伯奇协会不能证明戈尔茨的身份和立场，就形成了诽谤罪。最高法院提供两次典型判例之后，美国舆论诉讼的基本框架很明确了：“强者可以自证清白，弱者必须受到保护”。媒体可以用“我听说”的方式发表观点，但如果对象是普通人，或者普通企业，就必须仔细搜集证据，小心对方的索赔。福克斯集团是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媒体，每年营业收入上百亿美元，而被攻击的投票机生产企业年营业额只有几千万美元，很有可能再也拿不到合同，显然属于弱势。所以美国法院遵守了最高法院的判例，要求福克斯新闻赔偿。

回到新闻内容，在付出巨额赔偿之后，福克斯解雇了新闻主播卡尔森？是因为卡尔森给自己惹了麻烦吗？

的确和卡尔森的嘴有直接关联，但仅仅开除卡尔森不解决根本性问题。因为一句话赔款七八亿美元，核心原因是福克斯新闻和自己的观众相互驯化。前面我举了两个20世纪60年代的典型判例，共同点都是泛共和党一方输了，最近福克斯新闻也是共和党一边的媒体输了，这不是偶然现象。二战后的共和党代表了美国保守右翼，而在一个快速变化的国家，保守右翼必须靠玄学故事才能团结，靠煽动性宣传才能有动员效果。所以右翼保守媒体往往拒绝开放性讨论，想办法用情绪给观众设置信息围栏，不断用神秘主义加强宣传效果，让观众自己去抵制理性信息。用神秘主义设置信息围栏只有两个结果，或者是围栏自己倒掉。或者是信息围栏变成了回音壁，把宣传言论反射回来，迫使右翼媒体人继续极端化，跟上自己观众的情绪，拼命讲神秘主义故事。这就免不了说过头话，最终触碰到法律边界。如果法律工具有效，围栏还是站不稳。福克斯这次造谣说大选作弊，不止惹了一个投票机公司，现在还有另一家投票机公司带着类似的证据来起诉，索赔比刚刚达成和解的多米宁（Dominion）公司还要高。不意外的话，福克斯新闻还得再拿出差不多十亿美元赔偿，这让股东非常不满。默多克一度想把福克斯电视网完全并入新闻集团，被新闻集团股东拼命抵制，已经显示了媒体搞神秘主义煽情的合理代价。

如果核心问题不在于卡尔森，那为什么要让他离职？

国内报道福克斯巨额赔偿案，经常有人说卡尔森是美国最红的新闻主持人之类的，这个说法需要加一个定语“有线电视领域”。2018年卡尔森是有线节目收视率第二名，有320万观众，到2019年降低到280万。他在有线电视领域确实有影响力，年收入能达到两千万美元水平，但和整个媒体行业比就比较一般了。如果把无线电视台考虑在内，美国的一线主持人年收入能上亿美元，卡尔森甚至排不进前10名。他的商业价值应的是偏左翼的有线电视政治脱口秀《每日秀》前主持人囧司徒，影响力可能还要略差一些。有线电视和无线电视的区别，在于用订阅费做了一轮筛选，来接受宣传的人，都是已经表达了立场忠诚度的人。让新观众付订阅费不太容易，但只要筛选结束，保持忠诚的难度就没那么大了，因为有了先入为主立场的人，尤其是神秘主义保守立场的人，不会因为主持人胡言乱语而放弃立场。没有类似立场的人，看到越来越极端的言论，也很难再入场。这就是自我封闭的信息围栏。所以，对于福克斯集团来说，卡尔森现在用处不大了，除非他有能力转型到互联网，在更开放的栏目上吸引新观众。而在互联网阵地上，卡尔森恐怕不如对面的囧司徒，所以福克斯集团就果断借着诉讼事故，解雇了他。

美国媒体带着政治倾向，用谣言影响舆论，这个传统是怎么来的？

自从美国有报纸以来，媒体就是带着毫不掩饰的立场做内容。早期报纸的内容根本不能用造谣来形容，简直就是为了自己的目标，描绘一个架空世界。为了保卫销量和荣誉，编辑和记者经常要带着手枪匕首回到现实的美国，和挑衅的对手决斗，干掉对手再回去建设元宇宙。马克吐温的小说就喜欢写类似的段子。但是到了无线电传媒时代，技术和法律的进步，让媒体行为有所收敛。法律上的进步，就是判例越来越多，提供了更多的规范。而技术上的进步，是建造了投资巨大的公共电台、电视台，以公共领域基础设施的身份运营，享受一定的国家补贴，所以也要尽量避免对政治问题做公开表态，避免得罪人。在无线传媒时代，美国政治人物要上脱口秀节目，必须先找一个有说服力的好理由。比如说70年代里根要上强尼卡森的今夜秀，不能以加州州长的身份去，而是要拿出好莱坞演员的身份，以老朋友的身份去谈话。到了80年代末克林顿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发言不当，闹了全国丑闻，想找今夜秀缓和压力，这时候他也必须拿出才艺，作为萨克斯演奏家才能上节目。如果一定要在节目上表达政治观点，当时的惯例是组织双方辩论，至少面子上要给双方平等的发言权。在这种环境下，左右翼媒体的主要工具不是赤裸裸卖观点，而是做有倾向的文化产品。比如说80年代偏右翼的媒体拍了情景喜剧《家庭纽带》，宣传保守主义，鼓吹里根经济学。对面左翼文化集团拿出来的武器更强大，是《成长的烦恼》，一部片在中美两国都制造了时代记忆。从社会效果看，这是良性竞争，对文化、对普通人来说都是好事。但是70年代还有另一个趋势，就是约翰马龙发动了全国有线电视网合并潮。过去在一个个小居民点分散的有线电视服务，逐渐被大型网络并购。理论上说，有线电视是私域，不是公域，是观众自己选择了倾向性的节目，所以有线电视可以摆脱文化传统的限制，搞一些有明显导向的内容。这方面中国观众比较熟悉的文化产品，可能是大尺度的HBO电视剧，血腥暴力，生冷不忌。但在美国本土，影响更深刻的变化，是各派政治力量开始利用有线电视网圈地。比如说偏向自由派的CNN，80年代开创了24小时新闻电视台模式，福克斯随后也建立了福克斯新闻。如果类似变革发生在小型电视网上，最多是影响一些零散的社区，而且极端观点可能会相互抵消。但是80年代美国有线电视网已经大型化，新型的媒体享受着私域的大尺度，在实际上的大型公共媒体平台搞没有底线的文化圈地。从这时候起，标题党、震惊部、断章取义，煽动对立的技巧开始扩散升级，福克斯新闻尤其喜欢。特朗普上台，可以算是这一波媒体变革的结果。但是，当时还有上一代媒体人掌舵，所以体面不体面的先不说说，起码面子上能避开法律把柄，法庭上不至于输太惨。2017年福克斯新闻创始人罗杰艾尔斯被多个金发美女电视主播起诉性骚扰，让公司替他赔了两亿多美元，自己郁闷而死。从这时起，右翼电视台的玩法开始失控，从攻击民主党，攻击政客，最终放纵到攻击普通企业，最终引发了最近的诽谤危机。

督工你作为一个中国媒体人，怎么评价美国福克斯新闻的发展和最近的麻烦？

从过去几年中国媒体的表现看，福克斯新闻不仅在内容上，甚至在原则上，都已经明显地入侵了中国舆论场，制造了永久性伤害。因为中国媒体几乎不在美国做现场采访，同时又有批判美国的迫切需求。所以每次中国媒体想找美国的负面新闻填充版面，只能引用美国人自己的批判内容。福克斯新闻这种喜欢搞标题党的准私域媒体，当然最符合中国二手媒体的需要。但是，虽然福克斯新闻为了攻击美国左翼喜欢搞大新闻，但他也同时是美国最反华，最保守的主流媒体之一。国内媒体往往是捏着鼻子，跳过福克斯的头条，去全文转载二条、三条内容，装作自己的独家报道。中国最反美的一批媒体，很大程度上是寄生在美国右翼反华媒体身上的。这把反华内容带过来倒还是小问题，我相信中国人民的判断力。福克斯新闻更重要的损害，是通过中国媒体潜移默化地贩运二手保守主义思想。卡尔森被辞退，丝毫不影响他之前搞的很多右翼段子在中国互联网上流行，这明显限制了中国人的想象力，让需要急剧变革的中国社会，本能地抵制新制度、新思想、新经济模式。中国在GDP只有一万多美元的时候，很多领域已经染上了美国病。所以，为了避免美国媒体、美国社会的类似矛盾，我们必须看看久病成医的美国社会，有什么经验能缓解媒体带着倾向性圈地的问题。前面我回顾了美国媒体的历史，互联网时代的各种内容套路，各种媒体弊病，在前互联网时代都已经出现了，只是在网络时代进一步放大。如果说我们要从历史吸取什么经验，首先是不要指望公正的媒体，只能建设接近公正的媒体生态。任何媒体，只要规模超出街头吹牛，就必须都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只要内容超出天气预报，就必须维护自己的基本观众。而经济基础和基本观众一旦定下来，媒体说自己绝对中立没有倾向，那一定是说谎，我这个睡前消息也不例外。如果强行要求媒体放弃倾向，追求绝对的客观性，结果必然是所有媒体都是伪君子，用更隐蔽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目标。为了消除媒体倾向性的破坏，国家应该做的是：鼓励有倾向的媒体相互竞争，立法规定评论区必须开放，规定所有平台的内容可以相互转载，规定所有媒体都必须100%保留合订本，给观众查询。这样虽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至少可以让人民有更多的选择，让理性的讨论能对抗情绪化煽动，让各种立场相互补充、对冲极端言论。前面我用福克斯新闻网做例子，它最大的问题就是靠信息围栏保持运营，把观众圈在一个封闭的信息空间内部，和外部的讨论隔绝，更看不到对立面的质疑。这在今天，就对应了那些关闭弹幕，筛选评论，只留下自己精选评论的网络自媒体，对应了爱国骗钱的翟山鹰，以及一大批还留在国内的翟山鹰。虽然这样的媒体早晚会因为驯化观众而自寻死路，但在倒台之前，他们还是会给社会制造严重损害，甚至倒台了还要跑到外国继续搞破坏。所以，如果说文化部门要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降低这种媒体内容的权重。凡是不许别人自由评论、不允许看合订本的自媒体内容，不应该出现在任何热榜上。当然更重要的经验，是让媒体对自己的内容负法律责任，经济责任，有什么矛盾不要私下谈，都去法庭上公开辩论，让双方律师和当事人自由发言，最后用清晰的规则给全国人民上一堂普法课。这才是维护媒体生态的最好办法。593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文字内容随后发在睡前消息编辑部公众号，视频同步在微博“睡前视频基地”更新。我们周五再见！

5月2日，美国好莱坞数千名电影和电视编剧罢工，在工会的组织下游行表达诉求。这是自2007年以来，美国娱乐业首次出现大规模罢工，冲击了美国整个文化和娱乐产业。到现在为止，罢工总损失可能已经有数百亿美元罢工群体的诉求包含一条很有时代性的内容，限制AI技术在编剧领域的应用，科幻影视的编剧自己撞到了科幻时代的门槛上。督工你怎么评价美国编剧行业的现状？

AI的冲击暂时还不明显，这一轮罢工的主要原因，还是过去十几年互联网媒体对电影电视文化圈的冲击。美国是全世界第一个普及电视和录像机的国家，而且长期有很高比例的专职家庭妇女，在20世纪就撑起了发达的家庭影视文化。一度每个成年人每天看五六个小时的电视。这给好莱坞编剧提供了足够的职位，也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分工机制，让编剧对自己的职业前景有明确预期。一直到直到2016年，美国成年人平均每天还会看4.3个小时的电视，大多数编剧可以找到一份稳定的中产工作，但很快智能手机和流媒体的冲击就到了。2023年，美国人平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下降到2小时51分钟，只有2016年的60%，而且还在快速下降。省下来的时间主要花在手机上，每天美国人用4个半小时玩手机，其中1小时22分听音频，1小时4分钟用于社交网络，55分钟看视频。所以网飞、迪士尼、亚马逊这几家流媒体平台，取代了传统的电视网，创作了几乎所有热门电视剧。虽然已经压过了传统媒体，但各大网络平台彼此还在激烈竞争，远远没有到相互承认地位的合作阶段。为了塑造用户习惯，大平台习惯购买电视剧的独家版权，禁止自己拥有的电视剧在其他平台上线。所以，对于某个单独IP的生产来说，平台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其他所有配套环节，包括编剧的地位都下降了。为了快速抓住观众，避免投资浪费，流媒体平台的剧集节奏明显比电视时代要快。过去电视台播放的美剧，一季二三十集很寻常，现在一季的美剧经常压缩到8～10集。而且一旦点播率不高，平台就不再续订下一季。比如热播美剧《西部世界》，因为市场反馈不理想，HBO就砍掉了第五季。虽然总的看剧时间短了，但是观众看剧之后，剩下的时间宁可到社交媒体上讨论剧情，分享感受，看别人的观后感，也不会回去看电视。所以，流媒体时代总的节目时长是下降的，就算考虑到剧本产生了额外的处理需求，对编剧工作的需求也在减少。这导致编剧的工作量不饱和，收入下降，工作越来越不稳定。另外，和传统的电视网络相比，流媒体平台不仅掌握了新的渠道，还掌握了更多的观众数据，能快速评测一部剧是否有爆款潜力。所以流媒体平台改造了影视制作流程，扩大了试错环节，减少了正式上映部分，再次降低了对编剧的需求。具体来说，过去的过去一部美剧开拍前，要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立项。先基本确定演员、编剧、导演，再拍摄该剧的第一集。这个“试播集”，也是唯一送到电视台的试错部分，让电视台决定是否购买。一旦确认上映，只要收视率稳定，整个制作团队，包括编剧的工作也相对稳定，不会随意更换。但是流媒体时代，美国编剧行业流行“迷你编剧室（mini room）模式”。试播集改成了前三集剧本。制片人召集几个资深编剧和新人编剧，试着写出2-3个版本的前三集剧本，交给平台判断。如果不通过，编剧的工作就到此为止。而就算通过了，编剧的工作多半还是到此为止，剧组会雇其他编剧来做正式部分的剧本。所以，从编剧整体视角来看，有更高比例的工作成果只用来测试；从单个编剧的视角看，工作更不稳定了。综合计算，2018年以来，编剧工资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了14%，同时产生了激烈的内部分化。根据工会的数据，流媒体平台的编剧最低工资是20周9.09万美元，而编剧兼制片人，也就是资深编剧，最低工资是20周15万刀。但这只是收入差距的一小部分。美国编剧收入还有一大块收入，是作品上映之后，在平台上长时期播放、或者卖到其他平台后继续播放所产生的版权收入，行业内叫“剩余收入”。美国编剧工会的2021年最低收入保障协议显示，一部高预算的电视剧上映后，编剧在前26周的总收入拿1.2%。如果在传统媒体上重播，比如电视台购买版权，或者出版了DVD，编剧也可以分2%。现代所谓的重播，只是数据流动，不需要电影院或者录像带做中介，所以这部分收入比过去的电视时代还要多。但是，因为流媒体平台推动了迷你编剧室模式，大部分编剧经常被故意替换掉，只能拿最低工资，只有资深编剧或者制片人才能参与分成，这进一步恶化了编剧行业内部的两极分化。激发了普通编剧的不满。促成了这次罢工。在编剧罢工之前几年，全球的出租车行业曾经有一次洗牌。拥有出租车牌照、熟悉城市街区的老司机，被网约车平台和电子地图全面替代。现在这一轮编剧罢工，普通编剧也说自己像是 “打零工”的优步司机。美国媒体报道编剧罢工，直接用“零工经济（gig economy）”来形容现在的编剧行业。这些变化，在历史上曾经无数次发生过。纺织工厂取代家庭纺车，流水线取代铁匠作坊，每次变革都形成更高效的生产链条，也替换原有的手工业技巧，导致工匠阶层地位整体降低。同时，工匠群体内部明显分化。一部分工匠掌握核心资源，成为高级工程师，地位上升，接近于资本家、贵族；另一部分工匠被困在流水线上，变成计件工人，地位和普通工具差不多。现在流媒体平台掌握了用户观看信息，可以摆脱影视作品的创作玄学，用流水线模式，提供大量定制产品，所以编剧也必须体会产业升级和生产标准化的压力了。美国编剧的诉求，和历史上各种感受到竞争压力的工会或者行会差不多，主要诉求甚至不是增加工资，而是要求保证工作的稳定性，其次希望恢复传统的上升空间，反对垄断平台把编剧当成随时更换的流水线工人。这是典型的保守工匠思维，是面对产业升级的消极防御，虽然不难理解，但一般来说意义不大。

其他方面，编剧工会可以说是继承了传统工匠的自保心态，但编剧反对使用AI工具，是非常有21世纪特色的诉求，具体是怎么一回事？

这其实也可以看成传统的工会诉求，禁止廉价外来劳工的竞争，保护现有工匠的相对高工资。唯一的变化，是最新的廉价劳工可能不是人类。和传统的有线电视网、录像带出租连锁店相比，互联网流媒体有更强的跨文化圈能力，必须更多地考虑全球市场，同时也会因此雇佣更高比例的外国文化工人，帮助平台节约成本，吸引其他文化圈的观众。最典型的例子是2021年网飞平台投资的全球爆款电视剧《鱿鱼游戏》，开启了网飞韩剧的成功模式。今年4月底，网飞宣布，未来4年投资25亿美元，在韩国制作更多的电视剧、电影和真人秀。这也是美国本土编剧罢工的原因之一。从编剧的视角看，ChatGPT一类语言AI可以帮助人类编剧丰富人设，细化情节，但暂时不能直接创造有逻辑、有感情的长篇故事。所以和海外廉价人类同行的竞争相比，AI竞争的压力还不迫切。同时，普通编剧已经普遍使用AI提高工作效率了，所以编剧提出的限制AI诉求比较弱，只是未雨绸缪，避免AI成长为全面竞争对手，比如说反对把人类创作的剧本拿去训练AI。另外，他们反对用AI来修改已经成型的剧本，担心影响人类编剧的著作权。这些诉求，也同样体现了历代工匠的保守和短视。几个月前，曾经有一批画师集体抵制AI，想阻止AI学习当代人类美术作品，理由是侵犯版权。但同样是这批画师，自己成长的时候，学习了几千年来所有历史知名画家的作品，并没有想过什么版权。至于说用AI修改人类作品，很显然大多数工匠的态度是：我可以自己在家干，但别人不能公开干。自相矛盾的保守诉求，也许可以在行业产生情感共鸣，但一旦超出行业边界，就只能在普通人群体引发厌恶和嘲笑，所以我不认为这些诉求有什么积极意义，连编剧工会自己都不太在乎AI相关条款。

除了次要的AI问题，编剧工会有哪些主要诉求？

工会最主要的诉求，是打破“迷你编剧室”模式，减少探索性内容的比例，多拍正片，给编剧提供更多稳定的工作机会。如果不行，就用强制条款增加雇佣岗位，用不上也得雇人。具体来说，编剧工会要求：每一季新剧，要是不足6集，就必须每集至少一个编剧；要是超过6集，就必须雇佣6个以上的编剧，而且每多两集，至少再增加一个编剧。同时编剧工会要求制定最低雇佣周期，不能随便更换编剧。用中国人熟悉的话说，编剧工会要替普通编剧要“编制”，至少在同一部剧的制作周期内有“编制”。其他的诉求，还包括提高最低工资，让新人编剧拥有更高收入，以及修改目前的分成模式，让流媒体平台提高热门剧的编剧收入分成。面对工会的罢工威胁，资本一边也有自己的松散组织，制片人联盟，缩写AMPTP。无论是从现实还是从历史来看，制片人联盟都不太急。因为只有脱口秀节目需要即时剧本，直接受罢工的影响，其他电视剧在开拍前就写好了剧本，今后几个月都会有拍好的内容陆续交付。这次罢工从五月初开始，除非持续到秋季，否则美剧会按时更新，观众甚至不会意识到发生了罢工。编剧也知道只有长时期罢工才能威慑制片人。从历史来看，美国编剧工会几次大罢工，无论输赢，都持续了很长时间，最长的一次是22周，2008年的罢工也持续了超过100天。为了打持久战，编剧工会通过长时间的会费积累，准备了超过2000万美元的罢工基金，用来补贴失业的工会会员。除此之外，编剧工会还到处找文化名人扩大罢工的影响力。比如《权力的游戏》作者乔治·马丁公开发言，说当前编剧行业的“迷你编剧室”模式令人厌恶，编剧工会必须获胜。目前双方谁也不像妥协的样子，罢工可能还要持续很长时间。

527期睡前消息关注过美国铁路工人罢工问题。当时各家铁路工会联合罢工，在拜登政府的干预下，得到了资方较大的让步。督工，你认为这一次编剧工会罢工，能复制铁路工会罢工的成功吗？

非常困难。在互联网流媒体时代，平台和制片人的资源更集中了，可以团结起来压制编剧，比如说到英国、澳大利亚这些英语国家购买编剧服务，应对手段明显超过铁路公司。所以编剧工会获得成功的难度更大。但如果和铁路罢工对比，这还不是问题的重点，核心问题是编剧工会自身太虚弱。首先，罢工最主要的谈判筹码，就是破坏经济的能力，而编剧和铁路工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力差的太多。作为全世界最大的铁路网，美国几乎所有实体经济部门，以及主要商业部门，都要靠铁路网提供廉价运输服务，所以政府必须全力避免铁路停运。至于文化产业，虽然也给美国提供了很多顺差和税收，但毕竟不会直接影响其他经济部门，影响力局限在行业内部。真要是热播美剧不能上线，有些政客可能还会好奇，到底对经济是破坏，还是有促进效果。所以政府不会太在意编剧罢工。其次，从团结统战能力来说，编剧和铁路工人差远了。去年铁路工会威胁罢工，是各个工种、各个职业的联合罢工，从巡道工到服务员都参加。这在经济上制造了不可替换的劳动缺口；在政治上代表了几十万选票的倾向，所以两党政府都必须重视，就算不站在工人一边，也起码要主动给双方谈判创造条件。编剧工会只有1.1万名会员，在文化行业内部只是一个工种，其他的演员、摄影师、导演都没有跟着一起罢工。仅仅从规模上看，编剧工会罢工，只相当于铁路工会下面的一个分会单独提出诉求，肯定不会受重视。最后，编剧职业内部也不团结。铁路是一个成熟的工业门类，几乎所有职位都有上百年的经验可以参考，都要使用机械化的标准工具。所以，资深技术员和普通体力工人的收入差异最多六七倍，并没有数量级的差别，可以彼此勉强承认是同一个阶级，团结起来和企业作斗争。文化领域的收入分化明显超过了铁路工人，编剧如果做出一部全球畅销的热播剧，再绑定几个其他人很难插手的IP概念，收入可以比同行的平均水平高几十倍。在这些超级编剧看来，所谓同行，可能给自己当实习助手的资格都没有。所谓的联合罢工，基础并不牢固。112期睡前消息，我们关注过国内网络作家发起的“五五断更节”，一些网络作家抗议网文平台的不合理条款，发起断更活动。当时我是这样评价的：网文行业和编剧行业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内部分化巨大。优秀的作者提供的文化产品价值，可能是普通作者的几百上千倍。某些最优秀的编剧，身份上可能就是导演甚至是制片人，比如拍《教父》的大导演科波拉，拿过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也拿过剧本奖。我相信这种人才到了互联网时代也不会落伍。如果强行把这些优秀编剧和普通编剧拉到一起反对新的生产模式，他们嘴上可能不反对，心里想的一定是“我为什么要反对自己”。至少那些拥有知名度和署名权的资深编剧，本身就是“迷你编剧室”模式的受益者，可以分享流媒体平台掌握的用户信息资源，把自己的才华用到最有市场价值的方向，拿到天文数字的分成。所以他们罢工的的动力明显不足，甚至是厌恶僵化的传统制作模式，认为回到旧模式将压制自己的发展，让劣质同行蹭自己的才华。所以我估计这次编剧罢工拿到的让步，恐怕既不如铁路工会，也不如编剧工会历史上多次罢工的效果。美国编剧，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行业。空间上远在美国，时间上需要用几个时间才能改变文化产品内容。今天花了大半期内容介绍他们的罢工，原因是刚刚发生的的罢工在历史和未来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从历史看，产业升级会导致工匠阶层内部分化，让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抓住机会赚大钱，更多的小资产阶级失去博弈能力，下降到自己看不起的简单劳动力阶层。所以，产业升级的时候，是劳资冲突最尖锐的时候，职业群体分化是最好的罢工理由。但是，职业群体群体分化，往往也是罢工失败的核心原因。因为任何工会斗争，都必须有一批骨干出来组织发动，才能让企业让步。而在行业内部，工作能力差的人没有任何号召力，斗争骨干往往也是工作能力最强的人、是保持了学习惯性的人。和普通的工匠相比，他们最有机会跟上产业升级的节奏，拿到更高、更稳定的收入。所以，随着产业升级之后的新生产模式逐步展示自己的力量，骨干力量就会快速流失，扔下最差的一批工匠，接受资本的安排。最近十几年，互联网流媒体兴起，通过收集更全面的用户数据，召集编剧定做产品，实际上剥夺了编剧的自主权，也相应打击了编剧的经济收入。这种变化显然是一种产业升级，但还不是摄像机、彩色电视那种颠覆性的产业升级，所以我们看到编剧罢工同时表现了上面说的两个特征——既有产业升级带来的劳资矛盾激化，又有内部骨干流失带来的斗争能力弱化。理解编剧工会罢工的原因和结果，就能用类似的模式去理解历史上大多数劳资冲突。往未来看，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早就是劳动阶层的少数派了，因为自动化和机械化淘汰了大多数仅有肌肉的工人。现在的普通劳动者，能占住自己的职位，多少都是带着一点技术和行业壁垒，多少都要在工作中发挥一点创造性。放到19世纪，我们的生活状态都算小资产阶级，至少也是技术工人。所以，当代中国人有必要关注美国编剧这个典型群体，看看这些做“创造性工作”的白领，在产业升级的年代会遇到哪些挑战，会做出哪些有效应对。在AI越来越强的2023年，这是普通人不能忽视的全球性问题。

前环球时报员工付国豪2019年参与了香港事件的报道，曾经以英雄记者的形象被树立为全国典型。2021年，付国豪抑郁而死。最近，付国豪的父亲忽然发言，指控胡锡进和环球日报社要为付国豪的死负责，要求胡锡进到付国豪墓地拜祭道歉，表达最基本的尊重。督工，你怎么评价付国豪事件？

付国豪也在媒体行业工作，对于媒体人来说，最好的评价方式，就是看合订本。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4年前，付国豪的名字刚刚登上媒体头条的时候，把后续四年的事实摆出来，普通中国人会怎么看。比如说，现在我们知道，付国豪会安全回到大陆，但很快抑郁而死；虽然他在香港自称记者，但是一直到去世，环球时报自己公布的记者名单也不包括付国豪的名字。还有，在付国豪去世后，胡锡进和其他同事大量删除自己关于付国豪的发言，甚至不许其他人评论。这些事实摆到4年前的中国舆论场，中国人民怎么评价，我就怎么评价。其他方面，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普通人上网讨论付国豪事件的时候，经常提到的一个词是“编制”。很多人都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被树立成全国典型的明星记者，在法律上，在待遇上，到底是不是临时工。编制成为主要问题，反映了2023年的国民心态。在经济停滞的大背景下，在体制内单位默认终身雇佣制的时代，普通人已经形成了两条共识：干活没有编制不会受重视；临时工的待遇一定和有编制的员工不一样。尤其是基地设在北京的中央单位，肯定是临时工冲在第一线，加最多的班，冒最大的风险，拿最少的钱，而且也绝不会有晋升机会。付国豪成为媒体热点，首先是因为冒风险去了新闻现场，摆出了中国记者的身份。但是2021年2月，环球时报社依法公示过新闻工作者名单，里面的确没有付国豪。之后几个月，付国豪抑郁而死，这种事实摆在面前，我非常理解网民的关注重点。

督工，作为一个曾经的土木工程师，最近和你专业最相关的新闻，就是哈尔滨拆楼事件。在利民学苑小区的31层商住楼内部，3楼的商用房租户想开健身房扩大空间，把小型挖机开到楼上，破坏了承重墙，直接影响了全楼结构，裂缝延伸十几层。现在有一部分住户已经撤离，整栋楼都面临报废的危险。哈尔滨的事情上网之后，好几个城市也跟着发现了类似的拆承重墙问题。督工你对这类问题怎么看？在类似新闻的评论区，我看到好几个人建议，让责任人把上下两层商住房都买下来，灌满混凝土，变成实心的基础，保住整座楼的稳定。这种建议可不敢乱说，否则真有人真用类似方式修复房子就麻烦了，后果可能比凿承重墙更可怕。

在类似新闻的评论区，我看到好几个人建议，让责任人把上下两层商住房都买下来，灌满混凝土，变成实心的基础，保住整座楼的稳定。这种建议可不敢乱说，否则真有人真用类似方式修复房子就麻烦了，后果可能比凿承重墙更可怕。因为钢筋混凝土建筑是空心的，平均密度很小，甚至和泥土比都很轻。平时盖楼多挖几层地下车库，都要考虑挖掉土层、基础减轻负担的影响。要是工程师忽略空心建筑密度太低的问题，一旦遇到地下水位高的情况，车库乃至整座建筑可能会像一艘小船，直接飘起来。反过来说，要是真用钢筋混凝土填满3层楼，也许能补偿拆墙的结构稳定性，但也会在空心建筑内制造一个罕见的实心水泥块，对基础产生额外的压力。哈尔滨城区基本上都是松花江泛滥平原，高层建筑不一定会把基础完全支撑到岩层，而是飘在土层上面。对于建筑基础来说，用混凝土填满三层楼，效果类似于增加十几层楼的局部压力，就像给小划艇上压了一块大石头，弄不好会让全楼侧翻，再砸倒边上的楼，搞一次小型911事件。比较靠谱的方案，应该是先用一批千斤顶应急，然后全楼检测，看看整体结构是不是已经彻底损坏。如果能补救，搞一个钢筋混凝土补丁，其他地方的裂缝加点碳纤维混凝土补强，不会比原来的墙体重太多。如果主要受力结构已经破坏了，那就干脆拆掉。哈尔滨房价虽然已经下跌，但每平方米七八千总是有的，其中主要是土地价值，造房子的成本只占很小一部分。如果原地重建，不用担心土地成本，基础、一部分结构和设备都可以利用，还能更新建筑寿命，重建未必不是合理方案。技术上的补救，就像去医院做手术，效果再好也不如不生病。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修复建筑，而是应该预防承重墙被拆，至少也要能及时发现破坏承重墙的行为，不要等到整体结构出裂缝才考虑修复问题。哈尔滨承重墙事件说明，中国最缺的资源不是工程师，而是有足够约束力的基层管理人员。从法律上说，城市政府，最基层的机构是街道办事处，和农村的乡镇平级。上海107个街道办事处，要对付2500万常住居民，平均每一个街道管二三十万人。一般来说，大城市街道办事处有几十个行政编干部，带着一群临时工干活。这就是略微加强的乡镇级团队，要应付一个县的人口。街道办事处下面的社区居委会，理论上来说是自治机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7条规定，居委会工作人员连工资都不应该有，只能在兼职状态下领一点生活补贴。当然现实中的居委会早就是街道办事处的下属机构了，对应农村的村级单位。今年3月，解放日报的网站有一篇报道：《划小社区管理服务颗粒度，家门口服务更精准》。新闻提到，去年上海拆分了125个居委会，原则是每个居委会不要超过3000户。拆分之后，上海城乡合计，社区居委会一共六千多个，平均每个要管理四五千人。同一个新闻还给出了社工人员总数，全市5.6万，算下来每个居委会还不到十个人，这是用加强版的村级单位，去应付一个小乡镇的人口。总结一下，街道办事处是乡镇级管理力量应付县级人口，居委会是村级管理力量应付乡镇级人口，就算能得到上级专业部门的加强，大城市的管理能力也必然要比传统社会弱。与其同时，城市人口需要的服务，肯定是比传统农业社会多。在一个农业乡镇，农民基本上只有一两个社会角色，只要确定亲属关系、确定自己的土地和房子位置，社会关系基本就定了。城市社会，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居民、业主、雇员、纳税人、车主、投资人，每个角色都以不同的方式和其他人互动，人与人的潜在矛盾比农业社会多了几倍甚至是几十倍。所以就算在同样的人口水平下，城市生活也必然更复杂。传统农村生活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没什么楼房，大多数农民都是独门独户居住。从几何学的角度说，人口分散在二维平面上，彼此之间边界清晰，矛盾少。到了21世纪，中国人不仅进城了，还普遍住在楼房公寓里，每个街区都有成千上万个封闭空间，而且各个封闭空间组成了三维结构，彼此影响。平时因为楼上楼下噪音引发的凶杀案已经不少了，哈尔滨这次拆承重墙事件，更说明居民活动会在三维空间内相互影响。与其同时，三维结构也会也彼此遮挡，增加监控难度。20世纪留下来的消防瞭望塔，现在和周围的楼房一比，简直是个玩具。可以说城市绝大多数住宅都是传统意义上的监管死角。哈尔滨拆楼事件，小型挖掘机在楼里工作，破坏整体结构之前都没人知道，说明个别居民的异常活动很难监管，这些因素叠加到一起，都指向一个现实问题，就是现在大城市的基层政府管理力量明显不够用。如果居民之间的利益都指望政府来协调，来监管，就必须增加几倍，甚至是十几倍的人力。否则拆承重墙这种事情就会不断发生。过去十几年经济增长率比较高，大多数破坏行为都和这次拆承重墙一样，是偶然行为，是无心之举，还相对可以忍受。等到经济增长停滞，社会矛盾增加，一小部分人借着城市地形搞主动破坏，很容易给城区制造“破窗效应”，治安水平和基础设施会一起崩溃，很多西方大城市核心区就是这样衰落的。你可能觉得我危言耸听，但在我生活过的矿山，很多旧房子被流浪汉和犯罪团伙占据，然后隔几天就会出奇奇怪怪的事故，慢慢毁掉整个居住区。从整齐的房子，到一片废墟，用不了十年时间。我记忆中的第一个家，工人宿舍区，因为一场找不到责任人的火灾，现在只剩下地基了。所以中国必须趁着经济增长率还过得去，趁着大多数高层建筑还比较新，想办法加强大城市的基层监管力度。否则中国的大城市也会逐渐出现废弃街区。

督工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扩大城市的基层政府，用几倍的公务员来消灭监管死角？

前面大致算过账，大城市的街道办事处是用一个乡镇政府的架构，去管差不多一个县的人口，这显然不合理，基层的人力的确应该增加一些。但考虑到政府的管理模式，如果真的以政府公务员、政府雇员的模式投放人力，整个社会都会拖破产。429期节目我提到过中国基层政权的基本组织模式，自从秦始皇以来，中国的基本行政单位就是县。哪怕是省会、首都，也必须依托一个县才能存在。比如说山东济南源于历城县，明清的北京城东部是大兴县，西部是宛平县。这是因为农业时代的基层管理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基层人口是标准化的。古代农民用肌肉劳动，财富水平差异不大，需要的社会服务水平比较均匀。古代大多数人只有农民一个职业，当兵和当工匠往往属于兼职，需要的政府服务也差不多。所以只要按照人口和土地面积，均匀布置县级单位，每个县都配备标准化的资源，就能控制基层，保持稳定。在明清时期，甚至全国的县衙建设都要遵守同一套标准图纸。但从社会发展水平看，明清已经是农业社会晚期，很多城市经济的发展远远超出了秦汉时代，所以中央政府就对人口太多、经济太发达的城市搞“分县”，尽量保持基层单位的均匀性。比如说无锡一个城市拆成两个县，苏州一个城市拆三个县：吴县、长洲、元和。这是把近代工商业城市管理问题，转化成自己熟悉的农业县管理套路。直到今天，很多东部地区已经找不到传统意义上的县和乡，我们还是用“县处级”、“乡科级”这一类标准，去描述基层政权的地位，分析基层政权能调动的资源。可以说，21世纪的中国城市管理架构，还保留了很多农业时代的传统，遵循了秦始皇的经验，企图用标准化的结构满足现代居民的需求。每个街道、每个居委会的编制、级别和资源配置是差不多的，干部权力基本相等。如果政府给某些社区划拨了超额的人力和预算，提供了额外的服务，居民会抗议歧视，就连基层干部自己也会觉得上升通道被扭曲了，待遇不公平，损害工作积极性。但实际上，现代城市各个城区、各个群体需要的管理水平和服务种类天差地别。继续用秦始皇留下来的经验，搞标准化管理，结果就是服务水平很难确定。一部分群体提出了高要求，如果政府包办，给所有基层单位都加强资源落实，就会给财政制造巨大压力，还会在其它需求不足的社区产生浪费。但如果政府不提供类似服务，就会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这就是现在城市管理的主要矛盾。用郡县制改过来的标准化基层结构，去应付现代城市的复杂需求。好像把一块平板按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凸出的地方可能已经被压垮了，凹下去的地方还没感受到压力。哈尔滨和各地频繁出现拆承重墙的问题，就暴露了这些感受不到管理压力的角落。当然，从全国来看，城市建筑出问题的事情还很少见，这是因为中国城市刚刚经历过一个大基建时代，大多数建筑和设施都是新的，没有常态的管理也能顶很长时间。随着事件推移，将来盖不住的问题会有爆炸性增长。就在全国媒体关注两起拆楼事件的时候，5月9日新民晚报有一条上海新闻。请静静帮我读一下。

江宁大楼位于上海市中心商圈，是一栋房龄40年的老大楼。从今年3月中旬开始，居民就能在楼里闻到一股刺鼻气味，来源逐渐被锁定为大楼地下室。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戴着口罩乘电梯，而十楼住户家中也满是苍蝇，这段日子业主们很是煎熬。气味难闻，有居民甚至怀疑过这有可能是尸体腐烂的味道。与其他新建小区不同，江宁大楼的地下空间除了泵房外，并没有其他为居民所用的设施，所以几十年来大家对地下室有什么都不太清楚。为了查清原因，居民们、居委干部、物业经理一同下楼，竟发现地下室有一扇锁死的门，异味的源头疑似就在里面。破门之后看到的景象，让大家“大开眼界”，成片的建筑“垃圾山”映入眼帘。这堆“垃圾山”高度在1米6左右而在一个废弃的冰箱里，则放着已经腐坏的肉。据居委工作人员介绍，光是清运这些垃圾，就用了一周的时间。现场收拾出整整10卡车垃圾。而在层层垃圾之下，还隐藏着一条不明来源的“臭水黑河”。静安区南京西路街道陕北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王晓光介绍，他们在垃圾堆里找到了证据。最终查明这堆建筑垃圾是江宁路91号一家餐饮店在装修时留下来的。由于江宁大楼地下室与附近楼栋相连通，店家就把垃圾倒在这里又砌了墙，所以“垃圾山”没有被及时发现。记者在现场看到，不明来源的黑水依然在冒出，上面还泛着油花，味道很像“加浓螺蛳粉”据悉，这套房子属于售后公房，没有明确的产权人。调查产权归属后发现，该地下室属于区民防办，之后区民防办与房管局对比了图纸，确认地下二层属于地下室，而堆放垃圾的地下一层属于“半地下室”，没有产权人。这种情况就默认为，该区域为全体业主共有。王晓光介绍，首先要对这里进行维修，解决积水问题后进行全面消毒。之后半地下室会交还业委会，至于如何使用则需要业主们共同商议。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上海的新闻，比另外两个拆承重墙的消息更值得关注。因为上海在八十年代就开始修高层住宅楼了，预演了未来中国大城市的发展方向。这次上新闻的建筑，房龄已经40年，几乎没有常态化的管理，被外人悄悄挖进地下室，当成了垃圾场，几年都没人知道。最后散发出臭味，也是一两个月才有居委会来管。虽然大楼的受力结构没有被破坏，但在城市人口密集区乱排污水，让有机垃圾自由发酵，没有产生沼气爆炸，也没有制造生化危机式的另类疫情，我只能说江宁大楼的居民运气好。同时也可以有把握地推测，其他中国城市也在慢慢积累类似的隐患。2023年的今天，房地产高潮已经结束了，建筑寿命不断增加，而政府的财政能力越来越紧张。如果我们不对城市管理模式做全面改造，中国城市可能会在十几年后全面爆发问题，让居委会顾此失彼，只能选择躺平。到时候很多街区环境一定会快速破坏，富裕居民想办法搬走，穷人留下来，和移民、流浪汉一起经营贫民窟。所以，我认为中国应该放弃农业时代的基层管理模式，尽早在城市推行社区自治，让自治组织独立组织财政，接管一部分权利、责任和财政，才能保证大多中国人住在繁荣的城区。

回到城市管理话题，督工你反对政府包揽所有城市管理任务，而是应该培养一批城市自治组织来接手。这具体是什么模式呢？

既然任务是管理社会，自治组织就应该具备政府的大多数特征，只是不由上级任命，也不消耗国家财政，独立对居民承担责任。比如说：政府要有明确的组织模式，自治组织也要有自己的选举、任命程序；政府要收税，自治组织也要为自己提供的服务收费；政府有强制力，自治组织也必须能约束居民的生活，违规就给出经济惩罚；政府有公务员，自治组织也要给任职人员发工资；政府要依法办事，自治组织也应该制定自己的运行规范；政府有外交，要和其他行政单位合作，自治组织也要明确自己的权利边界，必要时派出代表对外谈判。这样的组织听起来很新鲜，历史上先例其实不少。50年代新中国打破皇权不下县传统，组建人民公社和村级政权的时候，就在农村搞过类似的秩序。当时至少在生产队一级，队长完全直选，上级不能指定。60年代反思大跃进经验教训，国家特别提出，公社和生产队的资产都是独立的，决不能随便相互调拨，破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80年代集体经济比较强的地区组织村级选举，21世纪初城乡结合部被征地，农民联合起来对外谈判，也经常形成对本地居民有约束力的自治组织。上面列举的有自治性质的基层政权，共同点是一直在农村测试，从来没进入过新中国的城市或者工业社区。这是因为新中国要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上发展现代社会，工商业资源和现代城区都很稀缺，长期由政府集中控制，不愿意放开自治。同时，现代工商业单位的生产率高，相对大多数中国人有经济落差，所以单位能拿出一部分资源补贴居民。比如说，军政机关的单位大院，国企的生活区，连续几十年都比周围的生活水平高，居民自治的愿望也不强烈。就算是大院外面的普通城市居委会，也能从周围的机关、企业获取补贴，改善民生，不需要向居民另外收钱搞建设。直到今天，城市居委会如果想搞点本地特色福利，干部一般也不会找普通居民收钱，而是到辖区内的大企业、大机关去化缘、募捐。居民不出钱就能得到一定的免费福利，所以不会太计较居委会是否会依法自治。总而言之一句话，如果你能利用少数单位的经济优势，给社区提供高于平均水平的免费福利，解决本地的大多数问题，不搞自治也无所谓。但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大多数人口都进城了，年轻人更是集中在大城市，在工商业企业就业，对城市服务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普通的机关、企业相对周围的社区已经没有明显经济落差了。如果还是靠少数企业，少数机关挤出一部分资源，去支撑普通社区服务，资源必然不够用。要是因此降低了城市管理水平，企业搬迁，居民外流，城市可能就会进入连续衰落的恶性循环。哈尔滨眼下的问题，就是总体上产业衰落，能额外承担城市管理成本的单位少了。同时人口外流，形成了唯一人口下降的省会城市。所以不等到建筑老化，各种问题就开始在监管死角爆发。为了解决城市基层秩序问题。我们有必要向建国初期的人民公社，向80年代的集体经济组织学习，反思过去城乡二元化体制下的城市管理模式。在大多数人口都进城的今天，合理的尝试方向，是用自治组织来收集资源，给社区提供定制化服务，至少把本地的居民动员起来，解决城市管理隐患。具体来说，地方政府应该主动帮助各个小区组织业主委员会，提高业主委员会的权威，增加业主委员会的权限。哪怕提供一定的定向补贴，也要帮助小区把专职的管理、监督团队组建起来。因为高效的团队可以收集更多的物业费，提升内部基础设施；可以监督维修基金的使用，延长建筑物的使用年限。如果没有这样的团队来负责，以后出了大事故，还是要财政资金承担一大块救助责任，政府不会省钱。具体看哈尔滨拆承重墙事件的主要破坏行为，是装修队带着小型机械进到房间里面凿墙。对于政府监督人员来说，这是一个不可预测的危机，很难通过公务员巡逻监督来发现。但对于自治社区的内部监管人员来说，可以事先审批施工方案，可以例行巡查，也可以常态化地发动居民举报，只要不瞎不聋就多半能发现问题。如果不鼓励社区自治组织守护自己的房子，反而让政府大包大揽，把内部承重墙的监管责任都担起来；这就像病人本来可以自己对医生讲症状，非要选择兽医模式，不说话让医生自己去摸，误诊是大概率事件。在现实中，大多数基层官员的态度，不是鼓励业主委员会自治，而是限制甚至是压制业主委员会的活力。经常看到各地住建局甚至是街道办拿出自己的条款，限制业主委员会的选举规则。他们宁可和开发商留下的物业公司打交道，也不愿意看到业主委员会提出自己的诉求。我理解，这可能是担心居民团结起来不好管理，会给自己找麻烦。从短期来看、对具体公务人员来说，惹麻烦的担心是对的。但从长期来看、对整个政府而言，这肯定是搞错了。凡是在基层办过事、组织过集体活动的人都知道，条件再苛刻的集体谈判，也比每个人都提个人条件，搞一票否决制要好。人多到一定程度，交易成本和谈判成本才是最大的成本。比如说，地方政府要拆迁，国企要建信号塔，社区要和小区居民合作搞防疫，税务局要收房产税，甚至是给城市居民发福利、搞救助，都需要有个权责明确的对接团队，分配责任和利益。否则同时和几千几百人去谈，再好的事情可能也被废掉了。让业主委员会派出谈判代表，等于利用了业主委员会自发形成的规则，节约交易成本，所以能替全社会省钱，替政府和普通人都省钱。所以，真想做事的政府，会把团结起来的人民，看做一个理性可谈判的对象。只有不想做事，只求混日子的公务员，才希望人民是一盘散沙。现在很多基层政府找不到对接的自治团体，也能推行一些政策，并不是因为自己工作能力强，而是因为土地财政的虚火还没过去。政府可以像过去的机关大院后勤处那样，用额外的补贴资源来换发言权。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投入方式。就算政府能一直投入补贴，事实证明，往下发钱也需要有自治组织配合才顺利。现在很多富裕的市政府，主动拿出财政资金，给老小区装电梯、修屋顶。但是因为特定楼层的居民可能因为利益受损，甚至是因为利益拿得不如别人多，就抵制政府装电梯，导致福利发不下去。将来遇到要收钱才能办的事情，难度肯定还要十倍百倍的增加。如果我们现在不鼓励居民组织自治，不鼓励自治组织自己协调内部利益，强行由政府包揽所有城市维护、城市更新的任务，随着土地财政的惯性耗尽，中国城市就会逐渐陈旧、衰败。哈尔滨拆承重墙的问题，只是一个开始。

督工你提到居民自治组织的时候，用业主委员会举例。但是从现在中国的业主委员会运行状态来看，恐怕做不了太复杂的事情。甚至很多业主委员会自己就是混乱的来源，这样的自治组织能承担社区管理职能吗？

当然不能，但是因果关系不要弄反了。不是因为业主委员会或者其他自治组织太弱，才必须让政府大包大揽。而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给城市社区自治创造环境，业主委员会才变成今天这个鬼样子。说起小型社区的自治，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是古希腊城邦。当时一个城邦的公民数量，少则几百，多则几万，平均下来几千人，和现在一个大型小区的户数差不多。古希腊人早就发现了，仅仅有投票、抽签和集会，民主制度不会正常运行，必须在管理和经济两方面给民主自治提供条件。管理条件，就是不仅仅选一批领导，还要设置合理的职务分工，让当选的人能用上官僚机构的力量，保证平民出身的官员也可以处理问题。否则就只有带着随从和顾问的贵族能执政。经济条件，就是给当选的人发工资，让当选的人不用担心吃饭养家，任职期间全力投入自己的工作，不让衣食无忧的富人垄断职务。另外，某些城邦还出钱办公共学校，传授政治知识，帮助平民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这几项基本条件，业主委员会都不具备——内部没有明确的分工，当选之后没有稳定的工资回报，社会也不传授政治常识。但是最后选出来的委员会，要掌握几千、几万人缴纳的物业费，要选择物业公司、建筑公司、绿化公司，还要相互监督，面临的问题比古希腊城邦官员更复杂。如果业主委员会不乱，我只能说人民中间有天才；但现实是残酷的，业主委员会乱作一团，混水摸鱼才是大概率事件。所以，无论我们是基于业主委员会发展基层自治，还是创造一种新的基层社区自治模式，都必须像设计基层政府那样认真，像设计当年的人民公社那样有创造力。基层社区再小，也必须要有自己的收费或者说收税制度，要有合理的管理职务分工，以及筹款发工资的流程。而一旦管理团队稳定下来，还应该给他们足够的授权，让他们有一定的决策自由。比如说对内指挥工人，扔掉公共空间违规堆放的物资；比如说雇佣律师，起诉常年拖欠物业费的业主。对外的时候，社区代表应该得到明确的授权，代表集体去谈判，在授权范围内，谈出来的结果应该被社区认可。基层社区自治需要的具体制度设计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因为不可能全面列举。我们搞社区自治，就是为了避免基层管理模式一刀切，浪费资源，所以要给不同的社区提供差异化的服务。每个社区的建筑形式、周边环境、气候条件都不一样，居民的职业分布和地方文化也有区别，适合的自治组织模式必然差别很大。国家应该鼓励多样化的社区组织模式，只要不违反法律，只要不伤害其他人的自由，就应该让人民充分发挥创意。这样做当然会暴露很多矛盾。比如说社区能不能养狗，能不能放音乐、跳广场舞，能不能随便停车，能不能把房子租给培训机构，这些问题过去往往处于模糊状态。就算物业公司根据惯例建立了一套规则，也缺乏明确授权。所以经常是按闹分配权利，谁敢撕破脸影响其他人的生活，谁就能多占用一些公共资源。基层自治的秩序建立之后，一旦通过明确的民主程序建立新规则，社区就可以雇佣保安去执行规则，鼓励居民拍照取证，聘请律师去索赔，让少数违规的居民日子难过，抱怨日子还不如过去舒服，甚至抗议新的基层秩序。但这些矛盾也不是自治社区制造的，只是过去没人解决而已。如果政府不允许自治社区出来解决问题，就要花更多的钱把社区服务包下来，化解其他更多居民的抱怨。政府的钱不能凭空产生，只能是向一部分人民收钱，才能补贴另一部分人民。全包下来的管理模式，必然快速掏空政府财政能力。只有在房地产泡沫的扩张期，政府可以把土地卖出很高的价钱，让大多数人出钱买房，再拿出一部分钱返还到社区，才能勉强维持对社区的全面补贴。等到大多数居民已经买了房子，从提供补贴的买房者变成了需要补贴的居民，政府的全面补贴政策就维持不下去了，大多数社区恐怕连现在的服务水平都维持不住。所以，趁着中国大多数房子的房龄只有一二十年，政府应该尽快推行社区自治，让每个社区都按照自己的需求去筹集资金，维护秩序。政府只负责在外部维持治安，避免社区秩序侵犯基本人权，这样才能保住财政平衡。如果不让政府包揽社区服务，而是让不同的社区自己筹集资金，在自治框架下提供社会服务。各个社区的服务水平必然差异巨大，产生肉眼可见的不公平。督工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如果不让政府包揽社区服务，而是让不同的社区自己筹集资金，在自治框架下提供社会服务。各个社区的服务水平必然差异巨大，产生肉眼可见的不公平。督工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公平是一个底限，不应该用来评价个性化服务。政府可以建一批能保证基本居住条件的保障房，用比较低的价格出租，同时严格审查入住标准，只允许真穷人入住。一旦个人收入或者消费达到一定标准，就把人赶出去。在这样的小区，我支持政府兜底，不搞什么社区自治，直接由国家雇佣物业公司，提供标准化的社会服务。但如果某个人不符合廉租房的入驻标准，说明他的财富可以租到个性化的居住环境，这种需求就不应该由政府来满足了。否则每个阶层都哭穷，每个阶层都希望政府提供额外的社会服务，多半是富裕阶层占的好处更大。比如说，现在各大城市财政稍微有点钱，就会改造旧小区，增加绿化，修理房屋，加装电梯，提升居民的居住感受。这表面上看来是帮助弱势群体，实际上是劫贫济富。一般来说，被改造的老小区往往在城市核心区，本身房价就远远高于郊区。五六十平米，没有电梯的老公寓，价值可能比郊区200平米的电梯新房还要高。如果这些老城区居民愿意，完全可以卖掉房子去郊区，换房子剩下的钱再雇一个服务员，帮助自己解决所有适应新环境的问题。更何况这些小区的居民往往有体制内身份，工资和退休金都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政府花大价钱来装电梯，实际上是用所有人交的税，帮一批富裕中产阶级改善生活，让他们连搬家的麻烦都不用承受，资产就又增值几百万。维护社区秩序的问题也一样，如果政府企图大包大揽，满足所有居民提升居住质量的诉求，让居民忘掉自治的选项；那政府就不可能公平分配资源，多半是给富裕阶层提供价值更高的福利，让穷人去补贴富人。所以，我认为政府应该只保证最基本的治安和教育资源，在法律边界上做监督就可以了。大多数社区都应该自己筹集管理资金，自己维护内部基础设施，也建立独特的社区秩序。这是保住政府财政最可行的方案。

督工你说每个社区都会有独特的需求，都应该探索符合社区特色的基层自治模式 。哈尔滨拆承重墙事件，发生在中国大城市常见的高层公寓小区，这适合什么样的自治模式呢？

前面提到，21世纪城市化的一个特征，就是城市立体化了，居民在三维空间内相互影响，也彼此遮挡了视线，为破坏行为提供了掩护。中国人口密集，不缺造房子的钢筋，而且人口向大城市快速集中，高层公寓小区尤其多。所以，无论看经济利益上还是看生活质量，中国大城市居民和邻居的互动强度，要远远超出传统的社区，和美国郊区化的低密度住宅区也有本质不同。在高层公寓内部，一个居民凿墙，几百上千人的生命都受威胁；一个人在家里组织聚会，可能会导致上百个人睡不好觉；一个家庭用煤气粗心大意，附近几十户人家都可能被炸飞。现在中国人仗着房龄短，大城市居民普遍年轻，白天忙着上班，可以无视社区的潜在矛盾。但如果我们要在高层建筑群里住上几十年，还希望房子能保值，希望退休生活足够舒心，社区组织就不能太松散。社区管理者不能只关心小区绿化、外卖上楼这种琐碎事情。还应该注意房屋维修，居民关系，乃至干预居民的生活习惯。欧美的大城市也有很多高层公寓，有的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开始处理公寓住户之间的矛盾。他们的经验教训显示，楼房住户之间的互动太密切了，如果要可靠地保护维护高层建筑的秩序，仅仅搞业主委员会是不够的，还要引入商业规则。具体来说，高层建筑的产权，不会拆成几百套住房独立出售，而是先成立一个股份公司，总体持有整栋建筑。每个买房的人，首先买到的是公司的一部分股权，然后可以凭借股权，拿到其中一套住房的使用权。所有的公司股东也就是住户坐到一起，像做生意那样，在股东大会上确定一套规则，任命公司的各个职员，再给这些职员发工资，让他们监督住户，落实规则。所以，住户并不能把公寓当成自己的财产，想怎样就怎样。无论是装修、改造，还是平时居住，都必须按商业契约接受监督，违规就要受惩罚。如果受了惩罚不交钱，那就是欠了商业债务，其他股东可能会以公司的名义起诉你，强行拍卖你的股份去还债。股权和房屋使用权挂钩，自然就把违规的住户清理出去了。房屋用到一定年限需要维护，或者遇到偶然事故要修理，商业规则也能让股东坐在一起讨论成本和收益。如果股东大会确定要修，那就按股份和责任分摊修理费用，个别住户反对是没用的，也要一起出钱。至于说卖房、租房，那更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在同等条件下，其他住户一般有权优先收购你的股份。如果你想把房子租给其他住户不喜欢的人，股东就可以开会授权公司，不批准租房合同。就算租户进来了，要改造内部空间，也必须先审批，然后在监督下开工。有时候多数股东对新租户的改造工程有所疑虑，会要求租户在开工之前去买一份很贵的保险，万一破坏了楼房的整体结构，也不至于没人承担经济责任。回头再看哈尔滨这次拆楼事件，三楼业主把房子租给健身房，把挖掘机运到房间里搞装修，楼上的住户居然不知道。拆墙出了裂缝之后，有人估算修复成本过亿，健身房老板肯定是拿不出来的，国家也未必会兜底，其他住户可能得自认倒霉。这说明中国高层公寓小区的管理力度实在是太弱了，不能长期保护建筑的使用价值。我们还是要多参考一下其他国家的成熟经验。在商业规则下搞社区自治，买房子、住房子成了很麻烦的事情。很多人上班的时候都没这么在意过公司规则。中国人会允许一个动不动就罚款的自治机构管理自己吗？

在商业规则下搞社区自治，买房子、住房子成了很麻烦的事情。很多人上班的时候都没这么在意过公司规则。中国人会允许一个动不动就罚款的自治机构管理自己吗？

没人喜欢被人管，但也没人喜欢自己的财产贬值、自己的生活被打扰。当年欧美第一代高层建筑住户也保留了农村和小镇的生活习惯，也经历过自由散漫的阶段。后来他们发现问题越来越多，而且政府力量不可能及时干预，高价买下来的房子有被毁掉的危险，这才有一部分居民开始探索严格的社区自治规则。很多人听到严格的社区自治规则，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要承担更多的交钱义务，要被限制放音乐的权利，要被剥夺随便出售和出租房产的权力。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普通人遇到的问题，是房屋损坏没人来管，是楼上半夜跳舞影响睡觉，是邻居把房屋租给传销公司当宿舍，对门每天几十个人进进出出。我相信，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人也会发现社区制定严厉规则的好处，主动承认遵守规则的好处。对于强力社区自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好的辨别方式，是夜深人静的时候问问自己：会不会主动出钱出力维护社区的基础设施；会不会主动照顾邻居的感受、约束自己的生活习惯；会不会主动纠正其他人破坏社区环境的行为：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那我要恭喜你。你是好人。严格的社区规则对你没有任何损害，反而可以提升你的生活质量。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我要提醒你。你的邻居多半也有类似的人生观。如果不建立一套严格的规则，你们谁都不会有好日子过。其实不用我说，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在买房的时候认真考虑社区规则了。在同等条件下，回迁小区、高房龄小区、流动人口租房多的小区，价格一定会更低。这就是中国人在挑选社区共识，想避开人员复杂、物业费收不齐的社区。谁也不希望基础设施损坏影响生活质量，更不希望社区维护太差，房子快速贬值。但既然人口在不断流动，房子也在不断转手，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小区能一直保持人员同质化。事实证明，政府并不喜欢蹚浑水，现在的街道和居委会都很少主动给情况复杂的小区制定规则，甚至连拆承重墙的事情都只能事后干预。那就必须指望社会自治，居民自己建立一套严格的规则，才能约束所有人为社区出钱出力，保护社区共识这份很值钱的无形资产。最后，还是回到一开始反映大城市管理难度的解放日报新闻，上海拆分居委会，要提升社区服务质量。请静静帮我读最后一段：

此外，上海积极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撬动多元主体的自治活力。数据显示，全市社区社会组织达6142家、备案在册的社区群众活动团队2.66万个、社区基金会达87家，数量规模全国领先。以专业加梯社会组织为例，在推动民心工程过程中，已成为“小巷总理”的左膀右臂。代表们指出，这些新机制有效运转的前提是完善的“三驾马车”。物业、业委会、居委会需各司其职、互为助力。市房管局对照《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条例》，进一步细化居委会在业委会组建、换届改选和日常指导监督等方面的工作内容，积极推进居委会成员兼任业委会委员工作。厘清责任、亮出清单，“三驾马车”各自找准定位、照章办事，让基层治理始终处于良性运转的轨道上。

三月份的新闻提醒我们，大城市培养基层自治力量，不是空想，而是正在推进的现实。这里我总结一下今天的观点：在21世纪的中国现代城市，各个社区、各个群体差异很大，对基层社区提出了复杂需求，和农业社会的管理方式产生了尖锐矛盾。如果是政府统一提供标准化的社区管理，低水平服务会留下太多的监控死角，也会导致普遍不满；高水平服务会导致资源浪费，最终拖垮财政。所以合理的方案是向自治组织放权，让人民自己去化解基层矛盾，各社区独立配置基层管理资源。当前中国社会没有搞社区自治，也没有出大问题，不是因为制度合理，而是因为土地财政提升了政府力量，因为新建的房子还不需要考虑维护问题。等到卖地财政逐渐结束，房龄逐渐增加，矛盾就会逐渐暴露。哈尔滨作为唯一人口下降的省会城市，把大城市未来的隐患暴露出来，这是对全体中国人的提醒。我们应该趁着政府还有能力支援基层社区，尽早把力量用来雇鼓励基层自治，保证中国城市的长期繁荣。感谢各位老观众的期待，592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文字内容随后发在睡前消息编辑部公众号，视频同步在微博“睡前视频基地”更新。我们周二再见！

2022年，越南GDP首次突破4000亿美元，全年经济增速8.02%，是12年来最大的增幅。但是今年一季度，越南GDP增长降到3.32%，几乎与新冠疫情开始时一样严重。

4月30日，国内媒体报道越南经济减速。标题是《越南出口下降，越南工贸部长阮鸿延：发达国家设置了技术壁垒》。

文章引用了越南工贸部长阮鸿延的发言，说一些发达国家就清洁能源、低碳生产等议题，设置了新的技术壁垒，这些“新的游戏规则”让越南处于不平等竞争。2021年的督工，越南工贸部长的发言，是不是说明环保贸易工具已经生效了？

越南出口下降是真的，发达国家的环保政策开始影响贸易也是真的，但至少在2023年，不能因为一篇简体中文媒体的报道，就在两者之间建立因果关系。我们先查越南自己的网站，看看工贸部长到底是怎么说的。中越两国有太多的相似性，他们的官方新闻可以非常顺畅地翻译成中国人常见的文体：所谓“全球总需求下降”，是美国加息的后遗症。加息意味着未来的钱“更贵”了，所以美国、欧洲和其他大市场的消费者普遍削减支出。和最高峰相比，现在全球纺织品的需求萎缩了60%。而越南现在的产业层次，正好就是服装、鞋类和家具主要出口国，所以受打击很大。一季度，越南服装出口额同比下降17.7%。因为外资建立的组装生产线，越南还是电子产品出口大国，出口量排全球第12，手机出口量全球第二。一季度，越南手机和手机配件出口额134亿美元，同比下降12.2%，计算机和计算机配件出口120亿美元，同比下降9.3%。越南这些电子产品生产线，基本上都是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韩国。三星的手机、LG的显示屏都在越南生产。在越南的韩国企业提供了出口总额的35%。最近全球经济都不乐观，外国资本也不敢继续投了。2023年一季度，越南得到的外国投资总额54.5亿美元，同比下降38.8%。其中韩国企业在越南的投资总额只有4.74亿美元，比去年少了70.4%。所以越南市面上紧缺资金，经济开始停滞。资金紧缺的时候，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投机泡沫爆炸。对于东亚、东南亚国家来说，这和房地产崩盘是同义词。最近连韩国的房地产价格都跳水了，作为被投资国的越南，当然也会出现房地产企业破产问题。在4月25日的座谈会上，阮鸿延部长总结越南经济下滑的内部原因，认为是房地产市场下滑，企业债券有违约风险，所以金融机构不肯放贷款。在任何国家，实体经济增长的时候，地主都会出来强行分享利益，说服其他人相信土地是最好的资产。2009年到2019年，越南工业快速增长，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空前的涨幅。2022年上半年，越南第一大城市胡志明和首都河内的房价涨幅都能挤进亚洲前十，其中胡志明市上半年房价涨幅超过20%，均价超过3.5万元人民币。越南和广西相邻，2022年，一亿越南人的经济总量，和5000万人的穷省广西基本相当。但是，胡志明市的房价，差不多等于南宁、桂林、柳州三大城市加起来，泡沫肯定很严重。2023年的中国人很熟悉房价和账面财富的关系。去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有七个越南人上榜，其中第一和第四大富豪都是房地产商、越南版的许家印、王健林；第二大富豪是越南最大上市钢铁厂的总裁，给施工队卖钢筋；第五和第六大富豪来自银行业，负责发房贷。从中国的例子看，房地产还没开始下跌，仅仅是涨不动了，恒大就开始等死，许家印用了4年时间，从首富变成了中国最大的民间债务黑洞。越南的情况也差不多，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刚刚传导出去，房地产的融资能力就崩了，银行不愿意贷款给房地产加杠杆，下游的钢铁厂、施工队也拿不到钱。但房地产商又不肯直接去死，所以就找债券市场，借高利率、高风险的钱。2020年，越南本币公司债券120亿美元，2021年底达到260亿美元，大部分与房地产有关。等到合法债券发不动了，房地产企业就绕开监管，发非法债券。比如说2021年底，越南新皇明集团中标胡志明市一场土地拍卖，需要拿出24.5万亿越南盾付款。竞拍前，新皇明集团自己发行9次债券，价值10万亿越南盾。神奇的是，这些债券都是新皇明集团自己买的，制造了市场信心的假象，然后再把这些债券打包成可靠的投资产品，许诺高收益，第二次卖给市场拿现金。土地竞拍成功后不到两个月，新皇明集团悄悄退出交易，投资产品也还不上钱了，散户只能绝望地围攻政府。去年4月，越南国家证券委员会宣布，因为公示信息与实际不符、隐藏发行信息，9只债券的发行都取消。第二天公安抓了新皇明集团董事长杜英勇，国家总理也出面，说要整顿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上升期，为了提高资金周转率，每家大企业都必然有违规操作。所以，房产商FLC集团董事长郑文决，万盛发集团（VTP Group）创始人张美兰连续被捕。张美兰的罪名是指挥万盛发集团，非法发行25万亿越南盾的公司债券，换成美元差不多10亿。越南社交媒体传闻，第五大银行——西贡商业银行（SCB）与张美兰有关，引发了挤兑。越南央行行长被迫出面辟谣，说央行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银行的正常运作和流动性。后续越南政府处理责任人，越南国家证监会（SCC）主席陈文勇免职，胡志明市证券交易所（HOSE）总经理黎海茶辞职。到这时候，越南政府好像才发现房地产会威胁金融安全，开始收紧信贷政策，限制银行给房地产业务发贷款，也限制房产公司发债券。2022年，越南房企发行新债269万亿越南盾（114亿美元），同比下降64%。而普通人看到政府的态度，也不想买房子了。彭博数据显示，目前越南房企的短期负债率已经快速上升到21%，是东南亚地区最高。市场估计，今年越南房地产行业有46亿美元的债券陆续到期，企业没有任何办法筹集资金还钱。2月份的时候，越南第二大房地产开发商——诺瓦地产（Novaland）表示，推迟偿还到期的1万亿越南盾短期票据，希望持有人能容忍，忍不了，可以用房子抵债。一万亿越南盾相当于3亿人民币，越南经济相当于中国一个小省。如果某个西部省的第二大房产商被3亿人民币压垮，没人愿意拿房子抵债，说明房地产上升周期是真的结束了。房地产不行，被房地产绑架的工业就出问题。比如说，越南的钢铁工业过去几年专心给楼房供应钢筋，一半以上钢材卖给了建筑公司。今年3月，越南钢筋产量214.6万吨，同比下降15.76%。外贸出口承受了美国加息的后遗症，内部房地产爆炸，今年一季度，越南工业增加值开始负增长，新增失业有15到20万人。所以越南工贸部长要出来做专门解释，环保问题只是个非常次要的因素。

越南工业负增长，订单有没有回流中国了？

没有。2023年一季度，中国外贸的整体数据不错，出口增长8.4%，整体表现高于市场预期。但是一季度民营外贸企业的优势行业产品都在下降，过去转移到越南的产业，现在继续在往外走。一季度，中国纺织服装累计出口672.3亿美元，同比下降6.8%。其中纺织品出口320.7亿美元，同比下降12.1%，服装出口351.6亿美元，下降1.3%。其中3月的数据不错，纺织服装出口反弹，同比增长20%。纺织商会的说法是：“3月的出口增长点主要来自跨境电商以及上年度的积压库存释放，而非传统的外贸形式。”增长的可持续性有待进一步观察。另外，按照美元计算，鞋、家具、手机、电器的出口都在下降。越南在外贸和房地产上的压力，中国大多数企业也在承受。当然主要问题还是在欧美市场。美国笛卡尔数据(Descartes Datamyne)显示，今年3月亚洲发往美国的海上集装箱运输量不到122万个(按20英尺集装箱计算)，同比减少31.5%。其中越南同比减少31％、泰国减少32％，基本上是平均下降幅度。而中国减少了40%，另外，虽然整体上欧美市场是不行了，但中国和越南也要面临南亚抢生意的问题。今年的广交会，服装展区效果很差，纺织商会数据显示，2023年第一季度，广东省的服装出口额同比下降15%。参展商都说欧美市场普遍限制原材料产地，企业不得不把供应链转移至国外。有人对记者估算，“可能已经有30%的产能转移到国外”。这个抢生意的组合是孟加拉国和印度。孟加拉国成衣业正在把原材料采购的重点方向从中国转向印度。向印度进口人造纤维纱线和织物，完成美国和欧洲的服装订单。虽然总体上欧美市场疲软，但是2023年1月，孟加拉国对美国服装出口量比上年同期涨了15.4%,单价上涨22%。中国和越南的总体产业水平虽然有差距，但是都遇到了后发工业国的竞争，如果停下来不发展，连当前的市场和经济水平都守不住。

虽然不是主要原因，但越南工贸部长还是抱怨了发达国家在清洁能源、低碳生产等方面的技术壁垒，这些问题已经开始影响国际贸易了吗？

欧洲的确在继续推进减碳计划，2050年“碳中和”目标还在执行，甚至战争也没改变总的时间点。睡前消息573期介绍的碳边界调整机制（CBAM），今年10月试行，2026年开始正式实行。预计到2034年，所有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系统的行业都要交100%的碳税。进口商品要为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力排放交税。如果能证明自己的工厂用水电、光伏电，就可以少交税。除了碳关税，去年3月30日，欧委会还推出四项可持续产品法规草案。比如说《建筑产品条例》，评估建筑产品对环境和气候的影响。《关于赋予消费者绿色转型权利的指令》。要求消费者能了解产品耐用性和可修复性。具体到今天的越南产业话题，最有关联性的欧盟法规，是《可持续产品生态设计法规草案》，要考察产品的耐用性、可靠性、做到可重复使用、可升级、可维修。要建立数字产品护照，根据产品信息进行性能定级，方便产品维修、回收及供应链追踪。比如说纺织品，耐用意味着色牢度高、强力好，减少质量问题，不会用几天就变成垃圾。另外，耐用和可重复使用、可回收的指标是有矛盾的，因为混纺可以提高产品强度，但混纺会把多种材料搅在一起，增加回收难度。如果草案落实，设计师就要头疼了。另外还有一份《欧盟可持续和循环纺织品战略》，确保2030年进入欧盟市场的纺织品都具备长寿（long-lived）和可回收的属性，而且尽可能使用再生纤维制造，不含有害物质。包括现在常说的塑料微颗粒。自古以来，大多数日用品，包括衣服，都是耐用品，我读小学的时候，都说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最后还要把破布变成家里的清洁用品。但是到了21世纪，全面工业化之后，大多数日用品都变成了“快消品”。企业和消费者都不太在乎产品的寿命，过时就换掉，几乎不关心日用品几年后的状态。现在整个消费品工业，都是在快速换代，快速报废的前提下规划工艺的。但不说未来，当下欧洲已经开始考核消费品的全周期成本，对废弃后的回收和处置提出环保要求，制定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简称EPR(Extended Producer’s Responsibility)。生产商和销售商在卖出产品的时候，就要缴纳环保回收费。政府拿这笔钱给专业的回收处理企业，让他们消除废弃物。现在已经有德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瑞典5个欧盟国家开始执行EPR相关政策。英国虽然脱离欧盟，2022年3月也制定了自己的EPR计划。从2022年4月1日起，再生塑料比例不到30%的塑料包装进入英国，要收每吨200英镑的塑料包装税。美国联邦政府对环保法案的态度比较跳跃，但下面的州权比较大。截至2023年，美国五个州制定的包装EPR法律，其中最早的是加州。所有在加州生产或销售的品牌，都需要建立纺织废弃物管理计划，向相关基金付费。不适合重复利用的比例越高，付钱越多。如果不遵守法律，每天的罚款上限能到5万美元。所以，环保规则改变消费品工业的规则，既是未来的威胁，也是当下的压力。有完整工业门类，掌握上游产业的国家，可以跟着提升国内的消费品水平，同时满足内外市场的高需求。但在可预期的未来，越南会长期处于引进生产线，做组装代工的状态，能不能跟上新的消费品标准是个未知数，所以工贸部长在百忙之中表达一下担心也是合理的。最后补充几条和往期内容相关的消息：2019年，睡前消息当然这和珠江上其他老桥没法比，最旧的虎门大桥，平均每天通过10万辆车，高峰时候有20万。和虎门桥相比，港珠澳大桥还是基本空置状态。为了让桥面利用率高一点，珠三角提出了“港车北上”政策，从7月1日开始，香港市民可以申请内地方面的通行证，开着右舵汽车进入内地。理论上说，这条新政策利好港珠澳大桥，但香港总共只有40万私家车，比大陆普通地级市还要少，能有多少车主愿意适应靠右行使的交通规则，穿越港珠澳大桥。我还是不太乐观。就在刚刚过去的周五，26日，深中通道最后一节水下沉管已经安装完毕，港珠澳大桥要有生存紧迫感了。节目，我们从香港土地开发的角度，分析过当前的矛盾。和珠三角其他城市相比，香港最大的经济增量，可能要靠打破北部的封建土地制度，充分利用元朗方向的空余用地，承接深圳乃至整个珠三角的产业转移。当时我就提出过香港靠左行驶的问题：事实证明，香港如果不融入整个珠三角的城市规划，北部的农业村镇就不是财富，而是负担。勉强开发，也只能对着深圳湾搞垃圾场，损人不利己。如果不能尽快让香港司机都学会靠右行驶，恐怕香港市未来的命运和港珠澳大桥差不多。最近新冠病毒二次感染的趋势比较明显，我的很多同事都短暂回家休息。之前的4月28日，中疾控中心发布了年初的疫情数据，认为到2023年2月7日为止，有82.4%的中国人被快速感染，证明中国最终还是靠群体防疫完成了政策转型。从年初的效果看，第一轮全面感染也只是一场大型感冒，眼下的二次感染，新闻热度还不如演唱会门票高，估计会给新冠病毒的影响划一个句号。2021年，睡前消息5月7日，好消息来了，黄河水利委员会宣布，宁夏甘肃达成了利益交换，决定编制黑山峡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预计到2030年，我们可以看到项目基本落实。黄河会在中国地理第一阶梯边缘形成一个海拔高于河西走廊的水库。如果未来有西线的长江黄河调水项目，这可能会给甘肃乃至新疆带来自流供水。最后一条消息来自美国。本周五，马斯克公开宣布，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植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可以用于临床治疗，对普通病人做人体实验，创造前所未有的人类机器混合体。我们距离科幻年代又近了一步。595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文字内容随后发在睡前消息编辑部公众号，视频同步在微博“睡前视频基地”更新。我们周二再见